史国新倾情力作《大地之恋》（上）

生于激情岁月，传承奋斗精神

1969年，中国土地贫瘠的历史和现状依然如故，亩产粮食只有三四百斤，“丰衣足食”成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最大期盼，“缺吃少穿”的民族饥饿感，仍在中华大地很多地方游荡。

不要埋怨土地的无能，土地也是要吃饭的，那就是化肥。饥饿给人们上了生动一课，只有大量的生产化肥才是保证肚子饱腹的唯一途径。国家在紧巴巴地建了几个稍大的化肥厂之后，敞开门户，要在全国建2000个县级小化肥厂，以解燃眉之急。

心连心就在这个时候呱呱坠地了。

它初始的名字叫“新乡县七里营化肥厂”，以图借毛泽东曾视察这里和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历史作为自己的坚强“后盾”。但它的孕育和出生是多么艰难和悲壮，让今天的人唏嘘不已又荡气回肠。

1969年，新乡县全县财政收入仅604万元，而建一个小化肥厂至少需要320万元，财政捉襟见肘显然力不能支。怎么办？50年前，政府和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党和政府有了困难，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人民。

人民以博大的胸怀张开了双臂。全县的老百姓开始为化肥厂的诞生捐款，那是一个挣工分的年代，即使一个壮劳力一年也难有一百元收入。据史载：新乡县小冀公社西寺大队党支部书记刘长忠捐出建房款200多元，王湾大队一个老大娘捐出数次卖鸡蛋所得的20元，保安堤大队一妇女捐出私房钱40多元，分分角角，全县在很短时间内共捐出现金200多万元。

每一分钱都是如此珍贵，每一分钱都要花得尽善尽美。新乡县为了建化肥厂打了一场“人民战争”：大块公社组织800辆马车、架子车、独轮车从北站运石子、水泥，全县200多名木工、瓦工、铁匠齐聚工地，石灰组的民工在没有配发胶鞋的情况下，为了赶工期，跳到灰池里劳动，许多人的脚被石灰水烧满燎泡。今天的心连心董事长刘兴旭当时还在县中学读书，他清晰地记得，那段时间的星期天，学校组织他们从县砖瓦厂往化肥厂工地运砖。

与此同时，化肥厂设计组和设备购置组的人员正奔跑在全国各有关单位。那是计划经济年代，即使一个螺丝钉也要有国家计划，也要一年两年地排队等待。韩保林，当时的工程设计人员，受命前往南京化工设计院索求图纸，两眼一抹黑，一个人也不认，就拿了一张七里营公社的介绍信。南京设计院的同志说，我们省的设计还搞不完呢，再说，你们也没有计划。韩保林什么哀求话都说了，七里营是毛主席视察过的地方，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等等，均无效果。韩保林不说了，只是天天到设计院，比人家还正常地上下班，打水、扫地、抹桌子、晒图，凡是会干的、能干的都干，直到有一天人家拉住他的手说，别干了，我们同意了，可你还是要到省化工厅找熊总签个字。韩保林又到化工厅，又把毛主席和七里营的事说了一遍，熊总摇头，韩保林又开始给熊总抹桌子扫地，熊总还是不同意，韩保林干脆把旅馆也退了，扛着行李跟着熊总上下班，也不说话，也不影响人家吃喝拉撒睡，跟了一整天。熊总受不了了，说，把你的表拿过来吧。那一刻，韩保林直想哭。

当南京设计院把七里营化肥厂7套共100多斤的图纸全部做好的时候，韩保林在南京整整待了3个多月。那一天，南京下大雨，韩保林用雨衣包着图纸和设计院的同志告别。设计院的同志看着这个扫了3个多月地的工人师傅，竟有了一种留恋，他们把晒图机上的塑料罩取下来披在韩保林身上说，别让雨淋着，有事还来南京。

许许多多用钱也办不到的事情，心连心的前辈用忠诚、智慧、信念、执着办到了。在创业的那段日子里，那些前辈想尽办法节省每一分钱，有很多故事今天听来像天方夜谭，充满离奇又让人感动和悲怜。出差住澡堂、住茶社，甚至住火车站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1984年，厂里的条件已好了许多，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直流传下来。那一年，厂里的庞俊彦、陈克武、常继勇、王延增、王新堂到河北正定县学习一项新技术，临行前，他们打了半编织袋烧饼带上，在石家庄一个街边的小饭馆吃饭时，大厅里没有位置，几个人只好硬着头皮进了雅间，点了几个凉菜，服务员说热菜呢？没人说话。酒呢？还是没人说话。主食呢？就有人从编织袋里掏大饼，服务员一挑门帘生气地说，就没见过坐雅间带烧饼的。

像是很久远的故事，又像是昨天刚刚发生，心连心的前辈在最短的时间、最困难的条件下，建起了一个年产3000吨合成氨的小型氮肥厂。他们勇于奉献、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坚韧不拔、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一种基因注入到一代代心连心人的血脉里。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给心连心的发展和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向新乡县人民致敬！

向心连心老一辈奋斗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