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物：传奇学者吴敬琏

2014年11月14日 09:20
来源：时代人物作者：星辰

吴敬琏　　　　2014年6月21日，上午9时，碑林里的一切都沐浴在西安仲夏的晨光里。　　　　碑林门外，古城墙巍峨耸立，六百余年的历史沧桑凝结在一块块青砖的缝隙之间。城墙脚下，古树参天，3位先贤——孔

　　《论作为资源配置方式的计划与市场》和《论竞争性市场体制》发表迅速在政经两界引发强烈轰动。日后，它们被看做是中国学者在理论的高度上，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一次总清算，《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因缘巧合，1992年邓小平以87岁高龄南巡，一时间，加快改革步伐成为时代强音。1992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江泽民在题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至此，“市场经济”终于得到了党中央最高层的认同，市场的力量一旦被解放，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吴市场”旋即成为美名，9年之后的2001年，吴敬琏获颁央视第一届年度经济人物评选年度人物，吴敬琏收获了广泛的社会声望。

吴敬琏

　　困斗

　　当吴敬琏在助理人员的搀扶下走出休息室的时候，讲坛内外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里是西安万邦书城大都荟店，讲坛窗明几净，被布置得干净素雅，窗外，西安高新区高楼林立，流光溢彩，吴敬琏《直面大转型时代》交流会正在进行。

　　现场听众交流环节，有读者提问，“请问吴先生，您怎么看2014年房价的变化？”问题尚未问完，观众席就传来一阵会心的笑声。

　　面对这样的问题，吴敬琏稍稍愣了愣神，拿起麦克风缓慢地说，“您问我房价的走势，我不知道问这样的问题的缘由是什么？”语毕，观众席再次传来一阵笑声，吴敬琏接着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的职责不是去预测具体的房价的涨跌，而是给人们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一时间，吴敬琏纯粹知识分子的底色显露无疑。

　　实际上，吴敬琏从来都是一位经典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推动他在人生道路上不断求索的是对于知识的好奇以及对于家国命运的赤子之心，以知识为工具获取外在世界的功利绝非他的目的。

　　在整个二十世纪90年代，吴敬琏都是最活跃的、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因捍卫市场经济而获得全社会的广泛赞誉，他的改革理念也多为政府高层所采纳。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正当中国经济因引入市场经济体制而高速增长的同时，吴敬琏却似乎愈发焦灼。

　　他一次又一次地提醒全社会，中国市场经济变革尚未完成，市场经济如果没有相应的法治和政治体制的支撑，改革的成绩也会得而复失；对于社会日益加剧的腐败和贫富差距，吴敬琏呼吁，造成如此局面绝非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之过，而是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整；面对借助不完整市场经济体制谋取暴利的既得利益集团，他斥之为“权贵”；面对在改革中遭受利益损失的底层民众，他呼吁对市场经济要有正确的认识，警惕被民粹主义裹挟……如果说在二十世纪90年代吴敬琏因为倡导市场

　　化改革而广受赞誉的话，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头10年，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起飞，以及伴随改革而生的社会问题的日益严重，吴敬琏的形象也伴随着多元利益的相互博弈而日渐复杂。

　　早在1998年夏天，吴敬琏就在与经济学家汪丁丁的对谈中提出了“权贵资本主义离中国有多远”的命题。2000年12月，吴敬琏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称，“我感到不满足的是，1984年以后一些方面的改革仍然进展太慢……阻碍改革推进更快的一个因素是旧的意识形态的障碍，但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放弃既得利益”。

　　2001年1月，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吴敬琏直接将中国股市比喻为“没有规矩的赌场”，随即引发全社会的讨论，《证券市场周刊》甚至发表《九问吴敬琏》

　　一文讨伐吴敬琏，2月厉以宁、萧灼基等5位经济学家联手在北京科技会展中心召开记者恳谈会，与吴敬琏公开辩论，萧灼基批评道，“如果一般老百姓那样说说还可以理解，但严肃的经济学家那样说不严肃，有损形象，令人遗憾”，韩志国称“持赌场论者要么是不懂股市，要么就是别有用心。”3月，全国两会期间，处于舆论风暴中的吴敬琏每一次亮相都会引发媒体关注，在个人记者招待会上吴敬琏表示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引用捷克革命家伏契克的名言“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呀”，以示己心。

　　后来，吴敬琏又对媒体称，“在过去的中国改革过程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问题的是非曲直早已昭然若揭，做出正确的结论并不需要很高深的经济理论素养，但还是作出了有悖于常理的判断和错误的决策，这往往是与论者的利益取向相联系的。”

　　在后来出版的《十年纷纭话股市》一书的前言部分，吴敬琏称，“我总觉得，争取建立市场经济，并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甚至不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当我作为时代的幸运儿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时，不应忘了还有许多平民群众……”，此后吴敬琏抓住每一个机会强调，目前改革出现的所有问题唯有继续推进改革才能解决，中国要建设的是法治的市场经济……如果说2001年爆发的吴敬琏与五大经济学家的论战暴露了改革新时期经济学家共识破裂的话，那么2004年横空出世的郎咸平则将之前几乎所有市场化经济学家统一送上了被告席，吴敬琏首当其冲。郎咸平称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推行的国企市场化改革实则成为私人鲸吞国有资产的盛宴，鼓吹市场化的经济学们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5年之后的吴敬琏似乎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利益的深度博弈让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变得浑浊不清，曾经众志成城的改革共识频临瓦解：在上一轮改革中遭遇巨大个人牺牲的底层民众无法接受剧烈的贫富分化与贪腐横行的惨烈现实，曾经的计划主义的“乡愁”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渴望恢复到旧有的体制；在上一轮改革获利巨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则希望固化现行体制，对于他们来说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向法治轨道行进得不偿失；曾经的左派思潮复活，以贫富分化为借口攻击市场化改革……

　　此时的吴敬琏年岁见长，他声嘶力竭的呼喊在众声喧哗的社会中显得孤独而又不合时宜。2007年，吴敬琏出版《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在书的序言中，吴敬琏称，“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场经济道路，另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两条道路的交战中，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

　　依然是万邦书城的读者交流会。

　　读者互动环节接近尾声，一位读者提出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吴老，我们现在应当重新启动改革，那么应该从何处改革？改什么？能否给老百姓带来最起码的好处？”

　　吴敬琏听完，沉思片刻，语调似乎调高了许多，一字一顿地说到，“改革，归根结底就是要给老百姓带来好处，只有改革了，才会让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好的前途，如果连改革能否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这个问题都不清楚的话，那么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必要讨论，如果可以证明不改革对老百姓有好处，如果不改革，大家依然可以有比较好的前途，那么，我可以放弃我所有的观点，那么就不改革。”

　　语罢，讲坛内外传来经久不息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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