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植物学家讲述经典植物分类学视角下的古茶树

这场争论旷日持久，也成了很多老一辈茶人的叙事前提，在他们的著作中，将茶树原产地问题放在最醒目的位置，为视为重大的原则问题，假如你要与之交往，须得跨越这个问题，“审查”你的三观。

面对这场争论，早年的吴觉农是异常激动的，《茶树原产地考》的措辞异常兴奋，读之令人拍手称快；其晚年的时候也曾重新面对这个话题，那时候笔墨行文之间从容了不少。当年的激进少年已经成了一个茶叶大国的主管领导，《茶的祖国》一文，让人感觉到的是更成熟的爱国情怀。陈椽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涓涓细流，以娓娓道来的笔调列举野生大茶树不断被发现的事实。

在这场争论里，所有的质疑者都扮演出一种自己掌握了真相的模样。也许，是那个年代的中国茶人神经过于敏感，毕竟质疑茶树起源于中国的论断伴随着山茶属植物研究的系统性形成，早已将其推入了悖论之列。回过头来，似乎我们也是因为看多了这些争论而不由得自疑起来。

在这场口诛笔伐的争论里，呈现出这样一种特点，80年代以前发表的内容热衷于引用古典文献与野生大茶树的发现；80年代以后发表的内容，反击的“武器”就多了起来。

在胡先骕译注的《双子叶植物分类》中有一张双子叶植物的演进图，其中山茶部是由木兰部演进而来。后来在我国云南地区发现了木兰植物化石，因此佐证了古生物时期山茶属植物在这片土地上所留下的轨迹。

其后，大陆板块的学说将印度洋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做了区分，位于冈瓦纳古南大陆的印度洋板块属于寒带植物区系，而位于劳亚古北大陆的中国属于热带植物区系，一切高等植物都发源于劳亚古北大陆。这对茶树起源于中国说有了新的力证。

与此同时，在1929年，Morinaga et al.已经报道过的茶叶（C.sinensis）配子体的染色体数目为n=15，其后经过多年的细胞学研究发现，山茶属的植物染色体基数为x=15。所以，就茶叶而言，不管是大叶种还是小叶种，他们在种类上属于同源。

人类认识这个世界总是有一定的滞后性，奈尔·德葛拉司·泰森（Neil de Grasse Tyson）说：“宇宙没有义务让你理解”，对于植物学而言又何尝不是呢？有学者估计，世界上被我们认识的植物还不到10%，所以我们还走在前行的路上。

而与过去有所不同的是，崛起后的中国以其自身的超大体量从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参与到世界体系之中，而对于山茶属的研究，中国也不断在发挥自身的优势，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特别是号称植物王国的云南，早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以来，云南的植物学家就与世界各地的植物学研究机构频繁互动。很多研究成果能够与国际同步，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

胡先骕，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植物学的老祖宗”

在山茶属植物的研究上，继胡先骕之后，国内的植物分类学专家张宏达教授新增细分了很多种，在1998年编著出版的《中国植物志》四十九卷第三分册中提到的山茶属共有280种。据张宏达的弟子叶创兴统计，张宏达先生一生对植物学的17个科进行过研究，而其中投入精力最多的无疑是山茶科。在这个科中，他建立了3个新属，命名了217个新种，并确定了Var.assamica种的原产地为中国，并将其中文名改为“普洱茶”。

张宏达教授

仅茶组植物，在张宏达的分类系统中就新增了17个新种和1个新变种，至此茶组植物种猛增至36个种以及3个变种。其后，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闵天禄对山茶属植物再次做了订正，以经典植物分类学的方法对山茶属中的茶组（Sect.Thea）与秃茶组（Sect.Glaberrima）植物的47种和3变种进行了分类订正。将张宏达所建立的秃茶组并入茶组，认为世界茶组植物共有12种和6个变种。

有人认为闵天禄对张宏达分类系统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对张宏达的系统性否定。事实上，这是一种谬误。闵天禄对这种论调也十分不解。

很多学者也表示，茶的分类尚未完善，争论依然不可避免。其实早在20多年前，湖南农业大学的陈兴琰教授就带着一帮学者对茶树原产地的云南做过一次系统性的学术研究。如今在茶产业内十分著名的刘仲华教授当年也有参与，他当时是基于理化分析的数值评判来做类元归类，通过数据的量化来减少经典植物分类学里面存在的主观性。针对这种定量分析的方法，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张颖君老师又有不同看法，她在对大叶茶和大理茶（C.taliensis）的内含物质做化学组成成分的比较时，当有人问及大叶茶是不是由大理茶（C.taliensis）演进而来的时候，她回道：“仅仅依靠化学成分证据还是太单一，要真正找到它的起源，我认为经典植物分类学所占的比重应该还要更大些”。

经典植物分类学也尚处于一个完善的过程之中，按照《国际植物命名法规》的原则，闵天禄老师的《世界山茶属的研究》属于距我们最近、最新的系统性山茶属植物分类学研究。（信息综合来源于茶叶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