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伴37年，想起河大教科院的点点滴滴，这位老教授热泪盈眶……

40年，一个并不算短的时光，有很多人、很多故事沉淀下来，宛如一个个涓涓细流，汇聚成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浩浩荡荡，气势恢宏，奔向远方。40年来，每一个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人，都是这条大河的一份子，每一个教育科学学院人，都有很多精彩感人的故事值得书写、值得回味、值得提炼成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文化和精神。

2020年，适值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迎来恢复建系40周年之际，院系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和广大院（系）友、师生举办“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恢复建系40周年征文”活动。其宗旨在于，讲好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故事，挖掘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精神，整理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文化，展示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风采，传承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优良学风，激励后人，奋发有为，谱写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新篇章。“征文”活动得到了广大院（系）友、师生的积极响应，他们踊跃投稿，记忆中的感人瞬间、怦然心动的故事，跃然纸上；怀念同窗好友，感恩谆谆教诲的师长，祝福学院美好的未来，情之所至，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我与教育系一起成长

                                  ——汪基德

2020年，是河南大学教育系（教育科学学院）恢复建系40周年，学院发出了征文启事与邀请。我大学本科毕业即来到教育系工作，与教育系一起成长，对教育系充满了感激与热爱。下面仅就我所经历的几件事情，来回忆一下教育科学学院“慎思笃行务实进取”院风的形成过程以及我个人与教育系的情缘故事。

01丨初识教育系，结下不解之缘

1983年6月，我从河南大学（时称河南师范大学）物理专业本科毕业后，留校到教育系工作，从此与教育系结下了不解之缘。

80年代的物理系只有一个专业，83届两个班共有毕业生90余人。因为那时候大学毕业由国家分配工作，临近毕业时，在河大老校区的物理楼（当时是学校最新的建筑）一楼大厅里公布了国家分配计划，其中有四个留校指标（两个留物理系做专业教师、一个留物理系做辅导员，另一个要去教育系当专业教师）。我不是班里学习最好的，也不是党员和班干部，感觉无法留在物理系做专业教师，也无法当辅导员，就主动报名申请去教育系（农村出身的我，若能留校当老师，不论什么专业，就已经非常知足）。留校报名申请获得物理系分配领导小组同意后，教育系的时任党支部副书记张俊民（后来升任河南大学纪委书记，现已退休）约我到教育系谈话（相当于现在的面试）。几天后，我就接到去教育系报到的正式通知，六月底我就正式来到教育系上班。记得当年同时分配到教育系的同事还有：王震宇（北京师范大学学校教育专业毕业，后调往北京）、赵国祥（华中师范大学学校教育专业毕业，现任河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晓丽（陕西师范大学学校教育毕业，后调往郑州工作，现已经退休）、李新旺（河南师范大学生物学专业毕业，曾任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现任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博导）。我和王震宇被分配到教育学教研室，赵国祥、张晓丽、李新旺被分配到心理学教研室（当时教育系共有3个教研室，另外一个教研室是教育史教研室）。

在来教育系之前，可以说对教育系一无所知。来到教育系后，才知道教育系为什么要从非教育专业毕业生中选拔教师：一方面是因为文革期间绝大多数学校的学校教育专业（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学专业）停招，没有毕业生；另一方面是为了改变教育系老师的学缘结构和知识结构（由此可以看到当时教育系负责人的远见卓识）。先于我来教育系的，已经有李申申（河大历史系77级）、牛梦琪、王欣荣（河大中文系77级）、扈涛（河大数学系77级）、王北生（河大政教系78级）、程凯（河大历史系78级）、刘家琪（好像是河师大生物77级）等跨专业毕业生。

刚入职教育系，就赶上了恢复建系的第一届本科生（80级）的教育考察与见习。我和几个新入职的青年教师，全程参加了80级的教育考察与见习。考察地点是西平杨庄高中（是当时很著名的农村高中）和洛阳的一所高中。由于我们这几个刚入职的青年教师，在年龄上与80级的学生相仿，甚至比有些学生年龄还小，因此，尽管过去与他们没有什么交往，但仍旧很容易地融入了其中。甚至在洛阳的高中考察时，负责接待的人错把老师当作了学生，错把学生当作了老师。另外，由于学生没有把我们当老师看，他们的举止不太顾忌我们，所以我们能看到他们真实的表现。在几对谈恋爱的同学中（这里就不提他们的名字啦），有替女同学背东西的，有为女同学当跟班的……男同学追求女同学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然，让我印象更加深刻的还是教育系的优良传统——重视实地考察调研，时至今日，我仍觉得非常珍贵。所以在我后来做院长时，若有老师提出带学生实地考察调研，我都比较支持。

由于我本人是跨专业毕业生，我一方面需要补修教育系的核心课程，另一方面需要为主讲教师做助教，协助主讲教师批改作业。我跟随81级、82级本科生系统地听了王汉澜老师的“教育学总论”、赵天岗老师的“教学论”、张耀先老师的“德育论”（同时协助张老师批改作业）、苗春德老师的“古代教育史”、程合印老师的“近现代教育史”等课程，协助章薪樵老师辅导电化教育课程。这些老师上课都很认真，讲的也很精彩。尤其是王汉澜老师和苗春德老师的讲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讲课时，并不追求表面的热热闹闹，而是引经据典，语言严谨，非常富有启发性。由于当时许多课程都没有教材，所以必须记笔记。每门课下来，都记了厚厚一本笔记。

在与81级学生共同听张耀先老师的德育论课程时，我和李社教（现为河大建工学院书记）同坐一张桌子；批改作业时，发现郭戈（现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主编）的作业很有新意，而且签名是龙飞凤舞，留下了深刻印象。说实话，当时让我批改作业，我很忐忑，并向张老师表达了我的顾虑。因为我专业是学物理的，关于教育知识，确实没有学生知道的多，但张老师一直鼓励我，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张耀先老师的高尚人品也一直影响着我。

我所在的教育学教研室（王汉澜先生为教研室主任）非常重视教研活动，教研活动开展的也非常认真。记得有位新教师在试讲时，因为讲的太快，一节课不到20分钟就讲完了。在点评时，不少老师进行了深刻分析，严肃地指出了所存在的问题，这个老师含着泪水听完了点评，我当时也很受触动。这种严肃认真的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放在现在，依旧非常值得学习与坚持。

02丨我与教育系一起成长

（一）重视教师进修学习，师资水平逐步提高

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个快速变革的年代。我刚留校时，具备研究生学历的人极少，本科毕业教本科现象比较普遍。为提高师资队伍水平，除了要求跨专业的教师跟随本校本科生学习本专业的核心课程外，还有计划选派青年教师到北京师大等高校进修。我校去北京进修的教师比较多，而且集中安排在大钟寺住宿。此时的大钟寺好像是河南大学的驻京办事处一样，来自河大不同专业的人在这里吃住、学习。北京的进修学习不仅使我校与北师大等高校建立了友好关系，而且也增进了河大不同专业老师的友谊。

我于85年9月经王汉澜、章薪樵老师推荐，来到有“中国电化教育的黄埔军校”之称的西北师大（当时叫西北师院）电化教育系进修电化教育专业（现在的教育技术学专业）。跟随西北师大电化教育专业的第一届学生进修一年。这次进修，为我进入教育技术领域打下了基础。进修期间，很荣幸认识了当时的班主任、后来成为西北师大教育技术与传播学院院长的杨改学教授和著名的电教专家南国农先生。进修时，我每门课程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这次进修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依然是教育考察。当时有两条线路，一条是在甘肃境内去工厂、农村、深山拍摄电教片；一条是去电教开展比较好的高校和单位考察调研。我经所在单位河南大学的同意，出资400元让我参加考察调研。这400元可不是个小数字（我当时的月工资才54元），也很管用。同在西北师大进修的有些学员的单位就没有这么慷慨，也就没有办法参加调研。所以，我现在对当时的河南大学能出“巨资”让我参加调研，感到敬佩，并心存感激。我们获准参加调研的4个同学在西北师大彭守德老师的带领下，由兰州出发，乘火车途径宝鸡，到成都、重庆，坐船（第一次坐轮船）到武汉，再坐火车到广州与深圳，后又到杭州，由杭州返回到兰州。考察期间，我们一般都选择部队的招待所住宿，既安全又便宜。每到一处，确实体现了南国农先生所倡导的“天下电教是一家”精神，受到了当地电教部门或高校电教系的热情接待。尤其是到了华南师大，受到了电教系副主任李克东教授的热情接待，可以说是大开眼界。李克东教授非常风趣，给我们讲油炸冰激凌的故事和他到兰州受到热情接待、天天被安排吃鱼的故事。当时的华南师大电教系已经拥有一栋独立的电教大楼，大热天，我们进入装有空调、铺有红地毯的接待室，桌子上还装有程控电话。李克东老师拿起电话，打给工作人员，让他们端茶倒水，这在内地当时都很少见。到了深圳，我们更是感受到改革开放前沿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住进一家私人家庭旅馆，住宿费每晚18元（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天价，住广州军区招待所时每晚只要6元），能收到香港的电视台，五彩缤纷的广告令人眼花缭乱，当时内地电视台一般看不到这样的广告。听说去深圳国贸大厦旋转餐厅能看见香港，我们就赶到国贸大厦。进入国贸大厦一楼大厅，一看地面这么干净，能照出人影，我蹲下摸摸地面，真是一尘不染。国贸大厦好像是53层，是当时深圳第一高楼。只有上到楼顶的旋转餐厅，才能看到香港。我们一问，需要买一张最低的消费票才能上旋转餐厅。最低消费票是12元（当然是自费），所以有些人没有舍得上去。我想，既然来到深圳，必须上国贸大厦，看看香港，所以就咬牙买了票进入国贸大厦旋转餐厅。上去后，看到有许多食物和饮料供选择，我们不敢点别的不常见的食物，害怕超过最低消费。我只要了一杯可乐，这是我买过的最贵的一杯可乐。但感觉值得，因为在国贸大厦上面确实看到了香港。

除了通过进修的形式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外，也有一些先知先觉者，认识到提高学历的重要性。所以，有些青年教师就开始报考研究生。由于当时人手比较少，若都放出去考研究生，课就没有人上。所以对去外校考研规定的比较严（可以考本校的硕士研究生）。听说某个老师提出申请要报考外校的硕士研究生时，等到领导研究同意时，距离报考截止时间只有一天，当时，下着大雪，等这位老师到达报考点后，已经报考结束，失去了当年的考研机会。

我是同龄阶段中考研较晚的人之一。一方面是因为自己有惰性，另一方面，我是一个不愿意给领导找麻烦的人。曾有过报考外校研究生或考别的专业的想法，发现走不通后，就放弃了这种想法。我直到1988年才考取了本系的教育学原理硕士研究生，师从王汉澜先生，是他带我走进了学术的殿堂，非常感谢王先生的引领。2004年，在我已经当了4年正教授和两年副院长之后，才参加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那时，我已经42岁。在当时普遍重视学历尤其是我们学院非常支持读博士的大背景下，40多岁去读博士，其实也不算奇怪（与我同年龄段的刘黎明、赵俊峰、刘金平、杨捷等都是在不惑之年读博士的）。我非常感恩南国农先生和杨改学老师，在我第一次参加博士入学考试、和几个当时在国内已经小有名气的教授的同台竞争中，他们选择了我。后来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当我去西北师大参加博士生入学体检时，维持秩序的老师看我准备进入体检室，就高声说：“学生体检，家长就不要进去了！”我只好红着脸说：“我也是来体检的。”更有趣的是，我是先在河南大学评上博导（2006年），后在西北师大拿到博士学位（2007年）的。

（二）增设新专业，逐步扩大招生规模

恢复建系初期，教育系只有一个学校教育专业，每年招收40名学生。1985年学前教育专业开始招生，1988年心理学专业开始招生。虽然有三个专业，但每年一般只有两个专业招生，所以直到1999年，每年招生的规模都在90人以下。2000年，三个专业同时招生，规模达到150余人。同年，学院派我和董宏建老师（时为学院教务员，现在北京理工大学任教）到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考察论证教育技术学专业，论证报告获批后，2001年教育技术学专业开始招生。后来又新增临床医学（临床心理学）方向，软件工程（教育软件工程方向），年招生人数一度超过400人。

随着招生专业的增加，自然需要开设更多新课程。我本人也从开始为本科生讲授公修教育学、BASIC语言、FOXBASE等课程，到讲授教育实验学、教育研究方法、基础教育改革、现代教育技术、教育传播学等课程。甚至还给成人教育学员讲授过教育行政学、学校管理学等课程。哪门课程没有人教，我就服从分配去补台；有个新教师来了，没有课教，我就让出我所教的课程。硕士研究生培养也是一样，我开始在教育学原理专业招收教育研究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后来为了配合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获批学位授权，就改为基础教育改革研究方向，协助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获批硕士授予权。直到2007年教育技术学专业独立招收硕士生，我的专业领域才算稳定下来。

（三）狠抓学位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申报与建设，不断提升办学层次

教育系一直非常重视学位点建设工作。恢复建系不久，就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魏明霞是恢复建系后招收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她1980年至1982年在河南大学攻读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当时河南大学没有心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85年后，基础心理学、应用心理学、教育学原理、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成人教育学等先后获批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获批教育学和心理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对当时的河南大学教科院来说，博士点获批是一个非常困难与艰辛的工作。因为在1999年之前，我们的师资队伍中，没有一个博士。直到1999年，赵国祥博士毕业返校工作后，才打破过去博士毕业即离开河南大学的困局。后来，先后有刘志军、王北生、刘济良等博士毕业回校工作，有了基本的队伍，在王北生等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就着手谋划教育学博士点申报工作（时任院长赵国祥主要谋划心理学科的博士点申报）。一方面积极鼓励教师发表高层次成果；另一方面鼓励教师多参加学术交流，扩大我们的学术影响。2003年是博士点申报年，在院里安排下，各个骨干教师都积极参与，向有博士点的专家汇报河南大学教育学科的情况，争取得到评审专家的支持。我记得当时丁秀峰老师虽然已经退出教育系的领导岗位，他依然陪着我去走访专家，可见他对教育系的热爱。但因为条件所限再加上准备的比较仓促，2003年教育学与心理学申报博士点双双失利。2005年又是一个申报年，经过艰辛的努力，教育学原理专业终于获批博士学位授予权，实现了教科院博士点零的突破。

2008年我任教育科学学院的院长后，依然把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申报与建设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压力也非常大。每年春节放假期间，在刘志军、王北生的带领下，都要安排专门的时间谋划博士点申报工作，反复修改申报材料和论证报告（包括绘制全国博士点的分布图），向有关专家介绍在河南大学设置教育学一级学科的必要性。记得有一年寒假的时候，为了拜访一个专家，我和王北生老师、刘志军校长、杜静书记在寒冷之夜等了3个小时。有时候为了赶时间，我与杜静书记等往往一天要去几个城市，到一个地方开了宾馆、放下行李后，根本没有时间住下休息，拜访完专家后就又赶往另一个地方。2009年，在全体同仁的大力支持下，教育学博士后流动站顺利获批。

2010年，是学位点申报年。经过学校和省学位委员会推荐，教育学一级学科作为博士点候选学科推荐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0年12月3日，当我正准备启程参加“河南大学建设高水平大学（首批）赴美培训班”学习时（共21人，机票已经购买），学校传来国务院学位办即将开始对博士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的消息。为了确保博士点申报成功，学校决定涉及博士点申报的4个学院的院长（李伟昉、尚富德、苗书梅、汪基德）取消赴美学习的计划。我虽然感到有些遗憾（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去美国学习），但是为了学院博士点申报这件大事，就毫不犹豫同意留在国内等待博士点评审。到了12月7日，学校又决定让我们4个人启程，飞往美国去参加培训班。洛杉矶时间2010年12月13日凌晨4点（北京时间晚上8点），学校党委书记关爱和亲自打电话告知博士点获批的喜讯，我们激动得睡不着觉，文学院院长李伟昉、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尚富德和我，起床后相互抱在一起，含着眼泪喝酒庆贺，并把喜讯与国内的骨干教师分享。12月22日，我们结束了美国的学习考察，回到郑州，关爱和书记、梁晓夏常务副书记、赵国祥常务副校长、刘志军副校长等校领导亲自到机场迎接赴美学习回国的学员（校长娄源功是我们赴美培训班的团长，与我们同机返回），并对博士点申报成功表示祝贺。

2017年，又是一个学位点申报年。经过十几年的建设与发展，我们的学科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教育学科也在教育部第四轮评估中获得了B+的好成绩。教育学科完成了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的申报任务，这次我们集中力量申报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教育博士授权点。不出所料，心理学科顺利获得了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但遗憾的是，教育博士授权点失之交臂。但经历过前面的风风雨雨后，我们已经变得更加冷静和成熟了。总结教育博士授予权申报失利的原因，虽然有多种因素，但我们只能从自身找原因，自身的问题主要是近年我们对教师教育的特殊性重视不够，教师教育特色不够突出。认为应该成立教师教育学院，统筹全校的教师教育资源，加强教师教育工作。于是我和杜静书记就找相关校领导和有关部门呼吁，建议学校成立教师教育学院。该建议得到学校的认可，在2018年中层干部换届中，决定成立教师教育学院，挂靠在教育科学学院。

（四）适时组建新机构，不断拓展发展空间

恢复建系时，只有三个教研室：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大概在1985年前后，新成立了学前教育教研室和教育手段教研室。成立学前教育教研室，因为开设了学前教育专业，不足为奇。成立教育手段教研室，在当时是有远见的。因为当时教育系既没有电化教育专业，也没有在学校开设电化教育方面的公修课。教育手段教研室的首任主任是章薪樵老师，副主任是扈涛老师。人员主要是负责教授电化教育课程、教育研究方法系列课程、教材教法系列课程的老师。早期人员有：章薪樵（主任）、扈涛（副主任）、王非、谢励武、汪基德、侯宝顺；后来加入的有：张新海、刘志军、刘先锋。这个范围和广义教育技术的范围惊人的一致，说明我们当时的教育系有高人，有广义的教育技术观，具有前瞻性。后来因为“教育手段教研室”被人们简称“手段”教研室，有人说这个教研室名称不好听，就改为“教育研究法”教研室，扈涛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再后来，扈涛任系主任后，我任教育研究法教研室主任。

1989年教育系成为河南省教育管理专科自学考试主考单位，1994年又成为河南省学前教育专科自学考试的主考单位，系里根据需要成立了成人教育教研室，扈涛、许绍康等负责成人教育工作。从此，教育系创收工作有了大的改进，教育系由原来最穷的单位，变为学校最有钱的单位之一（给我们每个教师发了一台价值398元钱的双卡立体声收录机，我用了多年不舍得丢，搬了几次家才被迫丢弃）。我们青年教师都争先恐后为成人教育出力，包括外出上课，也包括去打包、骑个三轮车到火车站去送辅导材料，每次能挣几块钱，补贴家用。闲了，还可以请同事们到家喝个小酒，大家都很高兴。

1999年7月，教育系撤系建院，心理学教研室改为心理学系，王瑶任系主任；教育学教研室、教育史教研室、学前教育教研室、教育研究法教研室合并成立教育学系，刘济良任系主任，魏明霞和我任副主任。

2002年后，教育科学学院进一步拉大机构框架，学前教育专业独立设置学前教育系，叶平枝（后来调入广州大学）、岳亚平先后任主任；教育技术学专业独立设置教育技术系，我兼教育技术系主任，后来由蔡建东（现河南大学附中校长）接任教育技术系主任；成人教育教研室改为继续教育中心，张新海、刘先锋先后任主任。后来又获批河南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刘济良兼任主任），形成了教育学、心理学、学前教育、教育技术4个系，数个研究中心的格局。

2008年以后，为加强学科与学位点建设，成立了研究生办公室、学科建设与科研办公室、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等职能机构。学院先后又获批河南省重点实验室（心理与行为实验室）、河南省弱势人群身心健康国际科技合作研究基地、河南省教育信息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软科学研究基地（河南省教育政策研究院）等研究平台。为加强教师教育工作，2016年学院决定成立教师教育系，这样整个形成了5个教学系、5个职能部门、2个综合管理办公室、近10个校级以上研究中心的机构框架。

2018年教师教育学院成立，挂靠教育科学学院；2019年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院成立，进一步扩大了教育科学学院的发展空间。

03丨教育科学学院的明天会更好

2018年7月，河南大学启动了中层干部换届工作。我和杜静书记都在教育科学学院任正职超过两届，赵俊峰副院长、刘金平副院长、杨捷副院长也都超过了任职年限的规定，经个人申请，我和俊峰、金平、杨捷四人都回归了专业教师本行。杜静书记调任党委研究生工作部任部长，冯海清副院长提任商学院党委书记，7位班子成员只有李世平副书记保留原来的职位。

追忆似水流年，我亲眼见证了教育系这40年来的发展历程，我本人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成长与发展。我由一个物理专业本科毕业的留校生、教育科学门外汉，成长为一个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还做了这个学院的院长，这是与河南大学、河南大学教育系的发展分不开的，与广大师生员工的支持分不开的。在这里，我对教科院原来的班子成员和广大教科院的教职员工以及广大院友对我工作的支持表示深深的感谢！同时对自己由于缺乏工作方法、考虑不周等，给有些同志造成了伤害表示深深的歉意！

最后，我由衷地祝愿教育科学学院在宋伟书记、李永鑫常务副院长、李世平副书记、王建军、王明辉、岳亚平、魏宏聚、王萍、王晋副院长的带领下，明天更加美好、事业更加辉煌！

（来源：河南省教育厅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