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国领译《壮悔堂记》

侯国领译《壮悔堂记》

《壮悔堂记》作者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号雪苑，家住商丘市睢阳古城北门里刘隅首东一街。

侯方域出生于官宦世家、名门望族。其曾祖玑，曾官居明太长寺卿，兵部右侍郎。其曾祖的哥哥瑀，曾官居明通奉大夫、四川左布政使。其祖执蒲，曾官居明监察御史、太常寺卿。其父恂，曾官居明兵部侍郎、户部尚书。 其叔恪，曾官居明南京国子监祭酒兼任礼部总考官。清康熙年间吏部尚书宋荦为《商丘侯氏家乘》作序称：“吾中州族望之最夙称侯氏，先祖由祥符徙商，代有闻人。自光禄太常以暨司徒司成诸公皆兄弟贵显，煊赫一时，又皆卓然，为时名臣，业在史册。”

侯方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文学家，他的文学成就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供献。历史文坛公认侯方域的文学，有唐宋八大家的遗风。《清史稿》本传说：方域健于文，与魏禧、汪琬齐名，号“国初三家”。郑板桥在《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赞曰：“朝宗古文标新立异，指画当时，绝不受古人羁绁”。.王士祯在《西山唱和集序》云：‘’当时论古文，率推侯朝宗第一，远近无异辞。＂

1645年，清军大兵压境，代表着明朝和汉族最后希望的南明朝危在旦夕。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侯方域满怀着一腔热血投笔从戎，效命疆场。初任南明朝兴平军监纪推官，协助南明兴平伯高杰北上抗清，经略中原，守卫黄河防线，並伺机收复陜西。但因高杰在“睢州之变”中，被南明叛徒许定国设计陷害，兴平军群龙无首，纷纷向清军投降。侯方域费尽心机，帮助高杰刚刚教育整顿以后的这支部队，倾刻间大半成了清军进攻南明朝的主力。清军乘胜进逼黄河中下游，占领河南，直指扬州。侯方域被提升为南明朝兴平大将，负责规划东南防务。但兴平军新任主帅高军，看不起侯方域这个文弱书生，多次拒绝侯方域的正确意见，导致南明军一败再败，直至南明朝灭亡。侯方域在江淮间漫游很久，到处寻找抵抗清军的机会，但再也找不到投军之处，看到自己实在无术回天，被迫返回商丘故里。

清顺治六年（1649），侯方域与贾开宗、徐作肃、徐邻唐、徐世琛、宋荦一起，再度打起了雪苑六子社的旗帜。侯方域主盟雪苑社，终日赋诗论文、谈古论今，广结天下名流骚客、文人雅士。还与东南文士遥相呼应，使中原地区成为大江南北风起云涌、会社集中的文学胜地。侯方域坚持以笔代枪，继续进行抗争。他明用散文、诗歌形式，表达胸中对故国明朝的怀念之情，暗吁国人莫忘国耻，勿忘复明。

清朝初年，刚刚立国的满清政府，发现侯方域父子在社会上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迫切希望他们到清廷做官，以便借助他们父子的威望，收买汉人之心，离间反清阵营的抵抗力量。但侯方域父子抱定饿死不食清朝粟的决心，坚决不做清朝官。清顺治三年，侯方域父侯恂，为缓和与清廷的矛盾，使其子侯方夏应清当年会试，举进士，授平凉知县。方夏举进士后，即迎侯恂由江南回归故里隐居。

然而，清廷仍逼侯方域及其父侯恂出仕清廷。顺治八年（1651）春，众多明降清大臣均欲举荐侯恂出任裸将，均遭侯恂拒绝。江南巡抚又交章举荐，侯恂长跪不起，婉言謝绝。时任河南巡抚吴景道，受朝廷正式委派，亲自到归德府请他们父子出仕，但他们父子誓死不做“二臣”。吴景道恼羞成怒，便要以侯方域＂豪横‘’和曾以布衣出任南明朝弘光军大将，带头领兵抵抗清军为由，案治侯方域父子。时正在归德府的国史院大学士宋权，即对吳景道曰：‘’公知唐有李太白，宋有苏东坡乎？侯生今之李苏也‘’。吴景道闻言，乃停止抓捕。但要求侯方域必须参加乡试，方可解除对其父子的案治。侯方域担心其父年老体衰，再遭下狱唯恐性命难保，被迫采用迂回谋略，应酬吴景道。即表面上参加清政府的乡试，但在考试时只答半卷。自以为考试成绩不及格，不会取得功名，仍不会应清居官。但侯方域没有想到，自己反倒中了吳景道的奸计。因为吴景道早有预谋，只要侯方域参加乡试，就把他点为第一名。所以，尽管侯方域只答半卷，尽管考官们均有异议，清政府仍硬给侯方域点了个副榜（第二名），但侯方域坚决不认可。对于侯方域的这次应试，由于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造谣、诽谤，使侯方域遭到社会上许多不明真相人的误解。对此，人到壮年的侯方域非常懊悔。认为此行为，虽然使自己受到了挫折和伤害，但确实在无意中违背了自己“饿死不食新朝粟”的誓言，损害了自己的爱国主义形象，既对不起父亲对自己的谆谆教诲，也对不起亡妻李香君对自己多年的诚恳劝告，更对不起南方边地仍在与清军浴血奋战的爱国将士。而且，他又回忆起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想到了许许多多值得后悔的地方。百感交集的侯方域，为示壮年悔恨之意。在城内侯府中自己的书斋“杂庸堂”旁，又另辟一座明三暗五，上下两层，前出后包，挑脊飞檐的硬山式新筑，以此室作为自己的新书斋，并将书斋的名称由“杂庸堂”更名为＂壮悔堂‘’（至今尚存）。意为以此明志，宁死不做清朝官，甘愿永靠著书力作谋生。

侯方域为向世人解释更名为“壮悔堂”的过程及原因，特于顺治九年（1652）作散文《壮悔堂记》一篇。文曰：余向为堂，读书其中，名之曰"杂庸”。或曰：“昔司马相如卖酒成都市，身自涤器，与庸保杂作，子何为其然？”余曰：“以余目之所寓，皆庸也，子亦庸也。余不能不举足出此堂，又不能使此堂卒无如子者，安往而不与庸杂，又岂必酒垆耶？”

呜呼！君子之自处也谦，而其接物也恭，所以蓄德也。况余少遭党禁，又历戎马间，而乃傲睨若是，然则坎坷而几杀其身，夫岂为不幸哉！忽一日念及，怃然久之，其后历寝食不能忘。时有所创，创辄思；积创积思，乃知余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独名此堂也；急别构一室居之，名曰“壮悔“。古者三十为壮，余是时已三十有五矣。呜呼！以古人学成行立之年，而余始稍稍知自创艾，日其余几！

已而，复自慰曰：夫人终身老死而不知悔者，亦以多矣！壮果能悔，其尚愈诸，犹但恐余之不能悔也；夫知过而能内自讼，君子许之。然则，杂庸堂者毁诸？曰：否！余将更营而新之，以志余过於无穷也。”

文意为：我原来有座书斋，经常在其中读书，名叫“杂庸堂”。有人说：“过去司马相如在成都市卖酒，亲自洗刷酒器，经常与平庸的酒保混在一起劳动，你为何效法他，题一个杂庸的名字呢？”我说：“以我的眼光看，人们的住所，都是很平庸的，你也照样很平庸呀。我不能不走出此书房，又不能使此房没有如你之人进来。我经常平安外出，怎会不与众多平庸之人相处呢？难道非要象司马相如待在酒坊里，才算杂庸吗？”唉呀，君子自处也谦虚，待人接物也恭敬，所以应努力培养德行。何况我少年时遇东林党与阉党相争，自己因是东林党派子弟而遭受不公平待遇。后来国家南迁，我为南明朝效力，亲历戎马间，经常带兵与清军打仗，乃目空一切、盛气凌人。然而坎坷一生，几次险遭杀身之祸，能活到今天，我还能算不幸吗！还能不算平庸之辈吗？

忽一日想及此事，伤心很久，其后吃饭睡觉，也不能忘记此事。不仅因为这次怕连累家人，被迫采取迂回谋略，应试清廷的行为受到了挫折和伤害，而且，我经常遇到挫折并受及伤害，被挫折伤害后难勉思考；已经累积了很多挫折的伤害和伤害后的思考，方知这辈子值得后悔的事太多了，並非单独一个“堂”名的事呀。急忙在“杂庸堂”旁另建一所书斋，更名为“壮悔堂”。古时，三十岁的人被称为壮年，我当时已经三十五岁了。唉呀，如是古人，已到而立之年了，早已学有所成、卓有成果了。而我至今始稍稍知道受过挫折和伤害，此生剩余时日还能有几何呢！

然而，又自我安慰道：“终身老死而不知后悔的人，太多了！壮年之时如果能知悔改，尚可治愈以前的毛病，我唯恐自己以后不能悔改呀。我若知过而果能内心自省，君子都会赞成的。那么“杂庸堂”会因为自己的悔意而把它毁掉吗？”我说：“不，我要将它翻修更新，那是我一个人生阶段的纪念。看到它，我将永远不忘过去曾经的过于骄傲，使自己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侯方域因胸中政治抱负难以实现，常期忧郁，于1654年12月英年早逝，享年37岁。侯方域去世后，其《壮悔堂文集》和《四忆堂诗集》大行天下，给清朝文坛带来了一场惊天动地般的震撼。宋荦在其《本传》中谓：‘’明季古文辞自嘉庆、乾隆诸子，貌为秦、汉，稍不压众望；后乃争矫之，而矫之者变逾下，明文极弊，以迄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以古文雄一时……既殁，而文章乃大行，学士大夫几于家有其书。於戏，盛已！‘’徐作肃《明经朝宗墓誌铭》云：“远方之士初偶得其书者，争分自抄录。缙绅之来仕豫者，多牒所部为取于其家者无虚岁，或至数十帙不止。而在朝之名公贵卿，亦率有其集‘’。计东在《偶更堂诗序》中谓《壮悔堂文集》盛行于南浙，＂南浙之士莫不慑服‘’。任元祥《侯朝宗遗：：稿序》谓＂天下好古之士，既无不慕《壮悔堂集》，而望之若云霄，奉之若著蔡者＂。朱彝尊《曝书亭集》卷31《与查韬荒弟书》云：‘’文章之难古今不数，仆频年以来驰驱道途，幸不后君子之教，然自商丘侯朝宗，南昌王于一二子之外，其合于作者盖寡＂。

侯方域一生的政治抱负，最终虽未如愿，但他那一腔永远不被污染的民族气节和不屈不挠地爱国主义情怀，更值得中华儿女效法。商丘市人民政府根据群众呼声，为了让后人永远纪念他，将睢阳古城东门外两条相临的东西大道，分别用侯方域的名与号，命名为方域路和雪苑路，另外还将方域路南边相临的一条东西大道，命名为侯恂路，将雪苑路北边相临的一条东西大道命名为香君路。侯方域好比一只苍劲的雄鹰，高傲的翱翔在祖国的蓝天白云之上，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所敬仰。

本文作者：侯国领，男，現年70岁，家居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商丘文化研究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