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达商丘，“一带一路”古今重要节点

走进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中国通史展览，可以惊喜地发现——华夏文明史上几乎每一个重要篇章，地处中原的商丘都留下了非常清晰的印记。参观后，我总结了这么几句话—— 商汤建商产生了中国早期国家； 周代宋国诞生了中华圣人文化； 秦并六国这里是最早置郡砀郡； 两汉丝路这里是重要节点梁国； 隋唐运河这里是国脉重镇宋州； 北宋陪都南京这里有应天书院； 明清河南归德这里有圣贤名宦；现代解放战争这里有淮海战役； 当代中华复兴这里是通达商丘……

国家博物馆的《两汉交通地图》上同时清晰的标注：“梁”西连两汉都城洛阳、长安，由“丝绸之路”连接欧亚大陆腹地；东接彭城、齐、鲁，从山东半岛由东路“海上丝绸之路”连接朝鲜、日本等东亚地区；北通燕赵、广阳（今北京）、代郡（今山西大同），连接漠北、辽东等地；南达吴楚、南海，由南路“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越南等东南亚地区。“梁”，即西汉、东汉时期的梁国，都睢阳（今商丘）。所以说，“两汉丝路这里是重要节点梁国”。地处中原的商丘，自古就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 而商丘与“一带一路”的渊源，远不止两汉，要从商朝和先商说起——

商路开辟与商朝兴起

玄鸟生商、王亥兴商、商汤都商。商丘是三商之源、华商之源和商文明之源。3600余年前的商汤兴商灭夏、商朝的兴起，就和一场“丝绸经济战”有关。 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的管仲所著《管子·轻重甲》中有一段商汤用丝绸换夏朝谷子的记载。 桓公曰：“轻重有数乎？”管子对曰：“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不能来大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桓公曰：“何谓来天下之财？”管子对曰：“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是无不服文绣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绣篡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夫桀之国者，天子之国也，桀无天下忧，饰妇女钟鼓之乐，故伊尹得其粟而夺之流。此之谓来天下之财。” 大意是：夏朝末年，商国的伊尹，奉汤王命令去攻打夏朝最后的一个王桀时，了解到夏朝丝绸的消费量很大，桀荒淫无道，所养歌伎乐女竟有三万人，全都穿丝绸“文绣衣裳”。于是就用薄（毫）这个地方的女工织的丝绸和刺绣品换回大量谷物粮食。 夏末商初的“商人”已将丝织品作为商品来交换。而且，“商汤革命”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先打了一场经济战，随后再打军事战，“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定鼎中原而得天下。

中国传统丝绸考古发现在浙江余姚河姆渡6000年前文化遗存中有雕蚕形虫文的象牙盅；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存中有半个用锐器割裂的蚕茧；浙江吴兴钱山漾4700年前文化遗存中有平织丝织物和丝带、丝线。这证明中国传统丝绸的生产不迟于新石器时代。 商代卜辞中有不少桑、蚕、丝、帛等字，殷墟出土铜器常有细纹遗痕，《管子》称桀之时“薄之游女工文绣”，可知夏商已有纹织。西周郑、卫、齐、鲁、秦、楚、越等国均有丝织记载。《诗经》中屡见锦字，锦属色彩织物，又出土周器中常见绮纹痕迹，绮属斜纹织物。至春秋战国，丝绸进一步发展，形成齐鲁、陈留、襄邑等丝织中心,南方楚、越丝织也盛。绮、锦之外,纱、縠、罗等轻薄织物均已出现。

相传，黄帝元妃嫘祖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蚕桑丝绸的伟大发明家。中原历来是丝绸重要发源地之一。夏商时期，商丘及中原地区已经是全国重要的丝绸原产地。 从文献记载来看，自商代始中原商丘一带的丝绸已开始成批地向外推销，《管子》卷二《轻重》：“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民为利，而天下化之”，“肇牵车牛，远服贾”。 史载，商族的第三任首领相土作乘马、商族的第七任首领王亥作服牛，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商部族是畜牧业发达的部落，武力得以强胜，实力得以扩张。 《诗经·商颂·长发》云：“相土烈烈，海外有载。”商朝的后裔追颂相土的功绩已经到达渤海，并同“海外”发生了联系。据《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公元前1810 年），王亥和弟弟王恒一起从商丘出发，载着货物，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了河北的有易氏（今河北易水一带）。 夏商时期商部族的首领相土、王亥相继开辟了海上、路上的交通线，先后成功开辟了海上、陆上的商路。 由此看见，夏商时期，商丘及中原地区已经是全国重要的丝绸原产地，也成为汉代以后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雏形和重要源头。

两汉丝路上的锦绣襄邑

西晋时辞赋作家左思，历经十载创作了令“洛阳纸贵”的《三都赋》，其中的《魏都赋》里，提到北方名产有“锦绣襄邑，罗绮朝歌，绵纩房子，缣裛清河”。襄邑就是今天的商丘市睢县。

商丘自古以来是丝绸之乡，也是“丝绸之路”的东起源头之一，在“丝绸之路”这条久远、神秘的商道上，见证、记录了我国劳动人民的勤劳智慧。 睢县北湖西北有一濯锦池，至今濯锦池遗迹尚存。

两汉时期，襄邑县是中原丝织刺绣和服装制作的中心，这里盛产优质丝织品。朝廷在襄邑设有“服官”，负责管理丝织和刺绣作坊。 服官，指专掌为皇室制作高级丝织服物的一种工官，主管有长及丞，西汉时只在齐郡临淄和陈留郡襄邑两地设置。临淄主要产品为皇室冬、夏、春（秋）三季的丝织服装纨縠，所以临淄服官又称三服官；襄邑主要产品为皇帝、贵族和大臣们穿的锦缎礼服，两者都属于官营纺织业。在襄邑“服官”作坊中做工的有数千人，主要用民间技术工匠和女工。

宋代曾巩《进奉熙宁八年同天节银绢状》：“敢荐服官，用参庭实。” 千年古城，锦绣襄邑。如今到此凭吊，可以透过历史的层层烟霭，想象到当年这里商贾云集，宝马奋蹄，把一匹匹襄锦运到长安，销往西域，为我国丝绸之路增光添彩的壮观景象。丝绸之路与中原地区关系密切，自汉代丝路开辟后，织锦与绣品便从原产地襄邑源源不断运往洛阳、西安、开封等，由此踏上西域之路。 西域襄邑织锦见证了东西交流。在西汉初期，豫东一带已经和西域有了广泛的交流，襄邑的织锦通过“丝绸之路”运到了西域，西域的和田玉、古罗马建筑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也传到了豫东。当年襄邑的锦织品往往是先运往长安，然后再踏上“丝绸之路”，产品销往中亚、西亚、欧洲各国。在丝织品源源西传的同时，秦汉时期的桑蚕丝织技术也随着王朝在西域地区控制势力的强化和影响范围的不断拓展而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后汉书·西域传》说大秦国“人俗力田作，多种树蚕桑”，似乎至东汉末，罗马人已经初步掌握了丝织技术，但其原料还主要依赖于从东方的输入，甚至至唐代仍保留有“常利得中国缣索，解以为胡绫绀纹”之传统。 襄邑织锦，通过陆路运输或者大运河水路运输向西，运至洛阳、西安，再向西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运至中亚和欧洲古罗马等；通过大运河水路运输向东，则运至泉州、广州、宁波等沿海海口城市，再通过船舶运至南亚、西亚和欧洲。 通达商丘及锦绣襄邑，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通过丝绸之路实现对外贸易。丝绸之路后来实际已成为亚洲人、欧洲人在亚欧大陆上架起的一座具有商品交换、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等多功能的桥梁，而商丘见证了这种交流与融合。

大运河上的繁华宋城

隋唐大运河开挖于公元605年（隋炀帝大业六年），全长2700公里，在商丘境内长约200公里。隋唐至北宋，商丘称宋城。繁华宋城是大运河河畔的名城。 隋唐大运河商丘段呈西北—东南流向，沿途经过睢县、宁陵县、梁园区、睢阳区、虞城县、夏邑县、永城市7个县（市、区）。隋唐大运河商丘段还是一个古代瓷器和陶器宝库。大运河故道内出土了大量的古代陶、瓷器。2014年6月22日，大运河与丝绸之路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通济渠商丘古城南关段、通济渠商丘夏邑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唐朝时期，商丘称宋州，后周显德六年，赵匡胤任宋州归德军节度使。后来，赵匡胤称帝，因赵匡胤在后周归德军节度使的藩镇所在地为宋州（今商丘），遂以宋为国号，建立宋朝。 从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置宋州（治所为宋城）至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金将南京降为归德府，宋城县改设为睢阳县。

隋、唐、五代、宋的536年间，商丘古城之地均属“宋城”。 隋唐时期全国恢复统一，为桑蚕丝织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唐代时，中原的锦织品获得了最辉煌的发展，桑蚕丝织在技术和工艺方面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丝绸种类空前繁荣，丝织工具得到改进，防染印花已有绞缬、夹缬、蜡缬、灰缬等多种工艺，还出现了扎经织物，质地更精良，花色更艳丽，产品数量大增，并与朝鲜、日本也有了贸易往来。北宋时，宋绣曾风靡汴梁，畅销全国。宋绣亦称商丘手绣。商丘的宋绣抽纱刺绣产品，织工细致，技术精湛，图案美观，色彩素雅，手感柔软。 大运河之上的宋城，见证了大运河的荣辱兴衰。隋唐大运河曾是运输丝绸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对于位于隋唐大运河畔的商丘，也成就了其织锦刺绣通过运河运至海内外的辉煌。

宋代的应天府不仅曾是大宋王朝“龙兴之地”、北宋陪都“四京”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南宋开国之都，并成为大宋王朝“再兴之地”。从南宋以后开始，运河年久失修，河道淤塞，交通不便，商丘及中原地区的经济逐渐衰落。两宋时期，南方经济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特别是靖康之变后，中原战乱再起，随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三次人口南迁的高峰。两宋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逐渐完成。

“华商之源、通达商丘”。 如今的商丘，正在努力打造成为“一带一路”上重要的战略支点。商丘已成为向东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向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融合，“一带一路”上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运输通道、中心枢纽和重要战略支点。 无论是商路开辟与商朝兴起、两汉丝路上的锦绣襄邑、大运河上的繁华宋城，还是如今的“通达商丘”，商丘不愧是“一带一路”上的古今重要节点！（供稿：白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