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零分生”的中场战事

那时的徐孟南正被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笼罩着，想投身一种远远宏大于自己年轻生命的使命：“改变现行的教育制度”。他要学堂吉诃德，做一个“不愿保持沉默的傻子”。

这个理科男生没看过塞万提斯的原著，只在电影里见过那个可笑的老头一遍遍冲击心中的邪恶化身——一架风车。9年后他承认，自己对于教育制度的抨击，更多在概念层面。在他心中，自己从未作为一个受害者在维权，而是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去批判：一场正误之争，体制错了，而他是正确的。

徐孟南的写作离不开他的“教育理念”。他曾尝试过参加来路不明的作文竞赛，可投稿杳无音讯，还差点被骗走参赛费。他曾给教育部写信，亦没有回音。徐孟南在图书馆里读到了2006年高考考生蒋多多的报道。这个河南女生在考卷上发表了8000字长文抨击教育制度，成了“高考零分生”。

他反应过来：高考可以是一个绝佳的发声平台。高考前的一周，他又修改了几遍高二起就在写的“教育改革方案”，决定在试卷上默写出来。

9年后，徐孟南仍然相信高考的宣传力量。第二次报名高考时，他在家乡教育局的办公室看到了2017新高考浙江上海试点方案。他觉得，方案中的很多内容与自己当年提倡的理想教育非常相似。

他联系了媒体，宣告了自己即将再次高考的消息，以“借此机会”宣传自己当年的教育改革方案。

“想让大家知道，我当年是正确的啊。”他顿了一下垂下眼说，“希望有人能肯定我。”

这个内向的男生从不掩饰自己对公众关注的渴望。决定写下零分高考试卷之前，他在考点附近贴过传单，宣传自己的计划。但当白天来临，他发现自己的传单不是被高考应援海报盖住，就是被兴奋的家长踩在脚下。

那一次他没能如愿拿到零分，最后的高考总分超过100分，这让他百思不解。没有人议论他，他只是考生中一个发挥失常的家伙，没有大学上。为此他策划过自己的“死亡”——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在家乡的河边留下自己的衣物，造成自杀的假象，以此吸引报道。

为了更可信的效果，徐孟南躲了3天。他不敢让熟人看见自己，忍不住隐身登陆QQ查看，又被自己亮起的头像吓得下了线。他没带任何换洗衣物，睡在工地里，拉了一条破横幅做被子。夏夜炎热，蚊子云集在耳边，他望着星空，无法入眠。

公众不关心他的死亡，河边的衣服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捡走了。他溃败回家。

最终，他只能给所能想到的每家媒体打电话“爆料”，装作是“徐孟南的同学”，还给自己设计了完整的人物故事：考了300多分，但不打算上大学了，想直接赚钱。

徐孟南只是火了一阵子，作为“高考零分生”出现在两台电视节目和数篇文字报道上。但那个夏天最终过去了，19岁的男生跟随父母登上去上海的火车，开始打工生涯。

“我总是觉得，高中那3年，比后来的9年还要长。”徐孟南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有媒体报道，在更换工作的时候，徐孟南都会留意用人单位的学历要求，如果超过高中，他就不会去应聘了。因为只能从事比较初级的工作，“还是挺辛苦的，有时候连着几个月都没办法休息一天，请假的话就要扣钱。”

打工的第一年，他会大声疾呼：“我要的就是要改变这种现状。”可是等到了周巷镇，徐孟南的意见变得很少。

这是一个很小的镇子，从东头走到西头只需15分钟。28岁的青年租下了名为“桃源乡”的一室公寓，不超过20平方米，摆着一柜一桌一床。

他早出晚归，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没什么朋友，偶尔的娱乐是用手机追追湖南台的仙侠剧。他不再那么容易害羞，夜班时也爱和同事有一搭没一搭地乱开玩笑。

他已经很久不写日记了。上次动笔还是在上海。他追求一个同厂的四川姑娘，最终失败。徐孟南觉得，那场失败的感情是自己目前的人生里第二件勇敢的事情。第一件是高考零分。

他从不是个主动表达感情的人，但有一次他经过车间，那女孩穿着蓝色工服，刚好对他笑了一下。

这个内向的男人好像总是难以放下这类际遇。高中三年的“教育理念”早已模糊，却总记得某个清晨的操场上，一位老师曾对自己点头笑了，“很温暖”。

他还会在网上写东西。2015年，他开始在博客写流量文章。那类文章有模板，无外乎减肥街拍斗小三。用女明星的名字套一下，配上图片，很快能被推上热点，好的时候一个月也能有几千元进账。

少年时激扬文字的空间成了他赚钱的平台。除了写文章外，他开过淘宝店，帮人刷过单。

后来在张可的婚礼上，少年时代的三个朋友难得地聚齐了。张可做了老师，继续操心着考试和升学。李梦嫁人了，定居在了新疆，有了份文职工作。

他们过着“安稳的生活”，那本来也该是徐孟南的生活。两个朋友都有点为他惋惜。徐孟南则表现得毫不在意。车子、房子不是他的兴趣。他的快乐寄托在更大的地方。从小，他就觉得自己是要做大事的，“名垂青史”的那种。高考“零分”算是一件，他不知道下一件在哪里。

他仍然拒绝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但却接受了自己才华的平庸——“我其实真没什么文采，做不了韩寒。”

他觉得欠自己一个大学生活，越来越想补回来。他需要高考。

徐孟南想学新闻。他觉得经过系统的训练，自己的文笔也许会有所提升。

他开始学习那些自己曾经断言“学了也会忘”的东西。每天撕两页单词带到工位上，通过一款手机App听高中文言文的课堂实录。那个老师“讲课很逗”，有时候，耳机里的学生们笑起来，工位前的他也跟着笑起来，仿佛和他们一起置身课堂。

和上一次做重大决定一样，徐孟南瞒住了父母。这次，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19岁的那个夏天，父亲和徐孟南的关系到达了冰点。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男人从未觉察过儿子的计划，只因落榜而极度失望。当媒体报道“挑战现行教育体制”时，男人怒不可竭，觉得“那是犯罪”。后来的数年，他只能通过李梦与儿子沟通。再后来，他接受了儿子不能走安稳职业道路的现实，转而把重心转移到了劝他早日结婚，走上安稳家庭道路。

那次“自杀”回家后，徐孟南才知道，只有家人注意到了自己失踪，父亲把“把蒙城翻遍了”。他那时虽愧疚，面上却不屑一顾。

多年后，徐孟南的小女儿差一点在超市走丢。发现孩子不见到最终找到的那5分钟令他恐惧至极。那一瞬间，他懂了当年的父亲。

他已经有所察觉：亲人对自己的信任，有一部分已经永远的丢失了。得知弟弟再次高考，姐姐的第一反应是，你这次要好好考啊。“她大概是怕我又折腾出啥来。”徐孟南说。

这让他后悔当初的那个决定。

高中时的徐孟南很看不惯很多东西。他曾骂过父亲“虚伪”。那个在家里有绝对权威的男人并没有生气，他只有初中文化，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现在的徐孟南觉得，自己应该也成了当年自己眼中那个“虚伪”的人。如果两个人隔空相遇，28岁的他一定忍不住像父亲当年那样，劝一劝那个18岁的自己：“赶紧成熟起来吧”。而那个18岁的自己一定会沉默着，不屑一顾。（记者 王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