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享受这个从真实到虚构再到小说的创作过程

在人群里要“当一只耳朵”

生活中，严歌苓是个很爱听别人故事的人。她说，在人群中要当一只耳朵，一双眼睛。

比如说，大家对《陆犯焉识》里面一个情节印象特别深刻，就是陆焉识逃跑时跳过一道墙以后，掉到一个装糖稀的池子。结果因为穿了厚棉衣吸足了糖浆，出来以后经过冷空气一吹，糖稀凝固，他就靠着这些糖块充饥逃到了外面得以回到家乡。大家肯定以为这个桥段是严歌苓想象出来的，其实不然，因为有一个人跟严歌苓讲过这个故事，这人也是在那段岁月里想要逃回家去，结果掉到糖缸，靠着吃身上的糖块他走出了200多公里的草原。

当然，严歌苓在写作这个情节同时并没有照实把他人说的情况照搬过来，还需要构思一下细节，比如陆焉识途经的这个糖缸属于一个加工甜菜的工厂；为什么陆焉识掉进糖缸没有被烫到，因为他穿了很厚的棉衣，这也为他“储存”糖稀制造了条件；陆焉识当时被关的地方地处中国西北部，冬天比较冷，这样他出来后糖稀才会凝固。等等。作家就是要像导演一样，为书里的人物设想各种动作。

同样的，陆焉识去看女儿的途中，因为喝了酒而呕吐，却因此救了自己。因为之后他就遇到了一群狼，狼吃了他吐出来的食物而醉倒没有攻击他。这个桥段也是严歌苓从一位知青那里听来的。随后变成了她小说里一个情节。

不论是《陆犯焉识》亦或是其他作品，这种从真实到虚构的例子比比皆是。严歌苓说，生活每天都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故事和细节，如果你不是一个整天张开眼睛和竖着耳朵的人，很多东西就过去了。如果你能够把这所有听来的，观察到的东西，通过你的虚构能力，然后通过你不一般的语言写成一个故事。

当然，严歌苓强调，每一部作品都要有自己特定的语言，“每次我写一个故事，我都要想想写这个故事最合适的语言是什么。”严歌苓说，每一个故事必须要找到一种语气。

对话严歌苓

Q1：您现在写小说的节奏是？

A：我现在争取每年出一本书，这个节奏对外国市场来讲觉得不合适，因为那边每本书的消化时间一般是两年半到三年。

Q2：这一年里面，您写作和构思怎么分配时间？

A：如果写的题材是我已经有经历的，比如写部队题材，我就不用去体验生活了，不用走访民间，做大量的功课。一边构思一边写，就不用先构思了。像《舞男》那样的作品，我自己非常满意这本书，写之前我不大了解在上海生活的有钱的老女人，每年回上海就要找很多人聊，找素材。

Q3：您是怎么观察这些人的？

A：我觉得作为一个好的小说家和艺术创作者，或者说一个好的电影工作者，他要有一个比别人敏锐的观察力。善于捕捉到别人神色里的东西，肢体语言里面的东西，然后做出自己的判断。

Q4：《芳华》是冯导约稿还是您自己想再写文工团那段经历？

A：冯导三四年前就跟我约了写文工团的剧本，我就跟他说，剧本我可能写不了，你让我想想我什么时候给你写一本小说。我就把我过去写的这两个人的形象再次构思成了一本小说。过去这两个人物没有一次让我觉得满意，这次写完以后我觉得我满意了。

Q5：您觉得这次《芳华》特别满意是满意在哪里？

A：我觉得我讲透了，我对这两个人物理解透了，很多东西不是在于它是不是这样存在的，这是不是它真实的存在。是在于你的诠释，你对这个人物的诠释，我认为我这个诠释是到位了，把他们诠释清楚了，让我自己信服。

举个例子，丁丁被刘峰表白的那个时候为什么反应那么大，我很多年都不能理解，她为什么会觉得恐惧，奇耻大辱。现在想明白了，是对刘峰这样一个英雄做出这么人间烟火的举动不能接受。小曼疯掉是真实的，但是小说里她为什么疯掉是我的诠释，是我对她的分析。

Q6：跟冯导合作的过程中有什么体会或者感受？

A：这次合作也是一个挺特殊的现象，因为冯导本身是部队文工团的，他对部队文工团有一种感情。基本上他一边筹备，我一边改剧本，剧本跟小说的改编不算特别大。挑选演员时也有参与。

Q7：以后有没有特别想合作的导演？

A：很想跟姜文导演合作。

Q8：自己的作品中，您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或者印象特别深刻的？

A：我都喜欢啊，哪个作品不去百分百投入的话怎么写得好。他们跟我说你就混混把这个剧本写完，我说我混不了。我要是没有真心的去爱，去喜欢这个人物，我不会写的。又不像演员，在那站一站，后脑勺都可能是别人的。作为我来说，我一定要发动我整个的情绪才能把作品写好。我也不会找枪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