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山琴台坐落于河南省鲁山县城内,始建于唐代开元二十四(公元736)年,是当年鲁山人民出于对时任县令元德秀的敬仰与爱戴,自发集资兴建而成,自唐以来的历朝县志均有记载。《汉语大辞典》将其誉为全国四大琴台之一,彰显了其在历史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建造琴台的原委,笔者在《鲁山琴台:一曲仁政,千载德音》中做了详述。主要是回溯在唐玄宗时期,鲁山县是天灾频仍,人祸不断,民生凋敝。元德秀上任后,革故鼎新,明法审令,治匪盗除虎患;五凤楼作歌《于蔿于》直谏免赋税;“琴台善政”谱官民和谐新篇;身无长物却心系苍生。在他三年治理下,实现了政清吏明,政通人和,百姓从民不聊生到安居乐业,各行各业从一派颓废到生机盎然的盛世图景。这是我国古代治世的千古清音,虽然吹过了千年的朝代更迭,却一直回响到今天乃至今后的年年岁岁。
重修鲁山琴台碑
那么,乐器的种类浩如烟海,百姓们为何偏爱以筑琴台而颂扬官员之德呢?
首先,古琴不仅是历史悠久的乐器,更有着显赫的身世。在人们的心目中,他是“君子之器”,是“治国正声”。据传,古琴是由三皇之一的神农氏所创,而舜帝则以五弦琴为伴,一曲奏罢,天下便呈现大治的景象。《淮南子·泰族训》云:“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舜为天子,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这应该就是“琴治天下”的滥觞吧!
其次,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里,“鸣琴而治”的理念深刻体现了对仁政、德政的崇尚。所谓“鸣琴”,就是说治理一个地方应如同演奏美妙的音乐,既能深入人心,又能化解纷争,最终达到以礼乐之道治理国家的理想境界。这不仅仅是士大夫孜孜以求的修身治国目标,更是广大百姓内心深处对昌明盛世的热切期盼,也与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精髓同频共振。
鲁山琴台紫芝亭
再者,在古代社会,官员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往往决定着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正如唐太宗所比喻的那样:百姓是水,朝廷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琴中蕴含着俞伯牙与钟子期因“高山流水”一曲而成为知音的典故,象征着官员与百姓之间能够心意相通、相互理解、互相支持,共同营造一个“政简刑清”的社会环境。
最后,“琴”与“勤”谐音,鲁山琴台的建成不仅是传唱给时任县令元德秀的一首赞歌,也是对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官员们政绩的颂扬,更是对全体胸怀天下官吏们的勉励——不忘初心,勤勉于政,以造福百姓为己任,努力成为官员的楷模。即便到了今天,对我们仍然有着积极意义。
其实,除了元德秀的“琴台善政”美谈以外,以琴治世的理念,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就有尝试。他就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学生宓(fu)子贱治理鲁国单县时的一段佳话。
宓子贱,名不齐,字子贱,生于春秋末年鲁国,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以其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治国才能著称。《吕氏春秋·察贤》记载,他为单父宰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他在任期间,深入民间,了解县情,以道义广施仁政,以礼乐教化百姓。对全县官吏,知人善任,合理分工,扬长避短。在他5年的精心治理之下,单县展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农夫勤勉耕耘,商贾诚信经营,乡绅自觉遵守法令,官吏兢兢业业,社会风气淳朴无邪,路无遗失,夜不闭户,百姓安居乐业,市集交易繁盛,到处一派生机勃勃。县衙门前一扫过去的热闹现象,出现罕见的冷清,经常没有一个人击鼓鸣冤。面对此情此景,宓子贱颇感欣慰,便置古琴于案上,轻拨琴弦,以悠扬的琴声成就了“鸣琴而治,单父大安”的治理传奇。
他的仁政不仅体现在对百姓的关爱上,甚至连小鱼都得到了保护。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巫马期在考察单父时,亲眼见证了宓子贱的仁政成果:渔夫在夜间捕鱼后,因捕到的是小鱼而将其放回河里。这正是宓子贱不愿让百姓竭泽而渔以保生态平衡永续发展的仁政体现,是他礼乐教化深入人心的成果。这与鲁山琴台的“琴台善政”是异曲同工,并且相得益彰。
琴治,自古便是华夏贤吏心向往之的至善治境。1984年2月,我国保存最完整的清代内乡县衙被辟为国内第一个县衙博物馆,穿过威仪肃穆的公堂步入二堂,但见“琴治堂”三字如苍松劲柏高悬于上,墨韵遒劲雄浑,这是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时任内乡县令高以永重修二堂时,特地改名为“琴治堂”的,充分彰显了历代县令对“琴治”理念的至高尊崇。
内乡县衙琴治堂
元德秀与宓子贱,两位跨越千年的县令星辉相映,元德秀以冰心玉壶之德“琴台善政”,宓子贱以“鸣琴而治”之声涤荡俗尘,二者虽远去千载,其仁政德音却在鲁山琴台的余韵中交响成辉。这跨越时空的弦歌佳音,至今仍在我们耳畔激越回响,并将再次奏响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和弦华章,让“德政鲁山”成为永不褪色的文化名片。(尚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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