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晖：城乡往返与故乡重认——论欧阳杏蓬《乡关 大地之灯》

摘 要：欧阳杏蓬《乡关大地之灯》以湘南乡村与珠三角之间的谋生、往返经验为基础，呈现城乡迁徙中故乡意义的变化。农耕生活的艰辛与改变生活的愿望促成离乡，异地谋生又使故乡成为情感依托；外出者参与的村庄建设，却使生活改善与返乡后的陌生感并存。家庭成员分居城乡及其不同的归属感，进一步显现家园关系在迁徙中的变化。作品通过道路叙述中的今昔交叠、亲人言行的场景重现和劳动细节的保存，使个人回忆获得时代生活的具体质地。这种带有记忆选择与抒情倾向的“散文档案”，保存了城乡变动中普通人的感受与关系，其文学价值及经验概括的限度，也由此得到呈现。

关键词：欧阳杏蓬；《乡关大地之灯》；城乡迁徙；故乡书写；散文档案

欧阳杏蓬《乡关 大地之灯》

《重生的村庄》中，欧阳杏蓬面对返乡所见的小洋楼、路灯和水泥路，感到熟悉的村庄已变得陌生，却又追问：“这不是我们建设的么？”这句自问道出了返乡者的复杂处境：村庄的新貌回应着外出者改善生活的愿望，旧日生活却在这一过程中渐渐远去。作者所怀念的故乡，也是他曾经渴望离开、又参与改变的地方。

这一矛盾为理解《乡关大地之灯》提供了入口。在湘南乡村与珠三角之间的谋生与往返中，作者不断从新的生活处境回望故乡，乡愁也因此包含着对自身选择的反省。故乡意义的变化，与劳动、村庄建设及家庭关系的变动密切相连，而这些变化又经由具体的人物、场景和细节进入散文。本文循此考察离乡与返乡的经验及其文学表达，将作品视为南方城乡迁徙中的一份“散文档案”。这份档案保存了普通人在生活变动中的感受与关系，也带有回忆者的情感倾向；辨析记忆如何被选择、往事怎样被叙述，才能进一步把握其文学价值与艺术魅力。

一、离乡经验与故乡的重新发现

（一）农耕生活与南下的愿望

《大地之灯》从日出写到日落，乡村生活始终受劳动节律支配。天亮时，人们已经汗湿衣背；暮色降临，蚊虫迫使劳作者离开田地，回家之后还要喂养牲畜、准备饭食，直到灯被搬到堂屋的饭桌上，一天的事务才告结束。这里的日出日落，标示着身体的消耗和劳作的延续。晒谷坪上的夜谈虽有邻里相熟的亲切，也难掩人们的疲倦：有人起身离开，其他人便陆续散去。乡村的温情始终带着生活的重量。

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将文学中的城乡形象置于社会经济变化中考察。这一视角有助于理解欧阳杏蓬对乡村生活的复杂感受。在赞叹乡民的坚韧之后，作者忽然写道：“我是惧怕白天的。”农事的反复、消息的闭塞和四周如墙的山岭，使青年感到生活的局促。村庄养育了他，也逐渐容纳不下他对未来的期待。

《大地之灯》中，昌盛为南下筹措路费而出售旧教材，“我”则向父亲讨钱买书。同一件事牵出务工与求知两种愿望，山外的世界已通过不同途径进入乡村生活。《跃过千山》进一步写出遭人轻视的自卑和求得认可的决心。作者回忆年轻时的自己，既承认其想法幼稚，又保留了那种不甘于被人轻看的倔强。离乡因而具有了详细的个人缘由，寻找谋生机会的同时，也希望改变他人对自己的既定评价。若只从后来的乡愁回看这次出走，便会遮蔽当年选择中的主动性。作品对故乡的眷恋，正包含着这段曾经急于离开的经历。

（二）异乡谋生中的故乡回望

南下之后，生活的重心转向寻找工作与落脚之处。《跃过千山》接连写出广州、中山、东莞等地名，又列举建筑工地、码头、石场、流水线上的谋生经历。地点与工种的快速转换，使异乡生活呈现为持续奔走的过程。反复出现的“寻找”与“生存”，将出走时证明自己的雄心，落实为获得工作和维持生活的迫切需要。从野狼、野狗到蚂蚁的自我比拟，也写出闯荡者对自身力量的重新估量。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讨论乡土小说，曾注意到作者身居异地而回忆故乡的写作处境。这一观察提示我们，故乡在作品中呈现何种面貌，与回望者当下的生活密切相关。欧阳杏蓬的经历属于另一种时代情境，但离乡后的生存感受同样改变了他观看故乡的眼光。随着父母衰老，自己有了孩子与责任，旧日屋舍、亲人的照料和熟悉的生活习惯，逐渐获得新的分量。过去急于越过的山岭，如今隔开了需要彼此照料的人。故乡的遥远，因而也意味着亲情难以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充分回应。

《用一片瓦收留绝望》将这种牵念落实为回乡盖一间瓦房的愿望。瓦房承载着少时受到庇护的记忆，也寄托着中年人暂歇疲惫的希望。然而，在说出想要回去盖房的念头之后，叙述紧接着停顿下来：“我却什么也没说。”这个停顿使重建故居的愿望保留在个人心事之中。回忆可以赋予旧屋以安顿身心的意义，却不能立即解决现实生活的安排。由此形成的乡愁，带有异地谋生者的切身需要。因此，人在不断寻找生存机会的同时，也希望重新确认能够依靠的关系。故乡正是在这样的回望中被重新发现，而它能否承接归来者的期待，还须经过返乡所见的检验。

二、村庄新貌与返乡者的自我追问

（一）参与建设与归来后的陌生感

《重生的村庄》的陌生感，首先从一次重走旧地的经历中显出。作者自认为熟悉少年时守过西瓜、睡过瓜棚的地方，走进树林后却发现景物已变，深草与坟头使他心生恐惧，原有的记忆难以指引眼前的行走。从自告奋勇到匆忙离开，叙述中的自嘲揭示了返乡者的窘迫：曾经亲手耕种的土地，如今竟使自己无所适从。故乡的变化由此成为身体可以感知的不安。

这些变化有着具体的生计缘由。田地因耕作费事改成果园，果园又因照料不易种上林木；《父亲的树》也写到，年轻人外出谋生后，老人将一些庄稼地改种树木。山林面貌的改变，留下了村庄劳动力流动的痕迹。与此同时，外出者积攒收入，建起新楼，实现了早年改善居住条件的愿望。沿着威廉斯考察城乡社会经济联系的思路看，城市谋生与乡村更新属于彼此相连的生活过程。返乡者正是故乡变化的参与者，文章那句“这不是我们建设的么？”，因而把追问转向了自身。

当作者怀疑自己是否“落后了”，是否“一直沉迷在过去的记忆里”时，怀旧的眼光也受到了审视。记忆中的村庄不能成为衡量现实的唯一尺度，村民改善生活的愿望同样需要得到理解。然而，新房增多与日常声息减少又同时发生，居住条件的改善并未带来村落生活的相应兴盛。“父亲那一辈种树，我们这一辈盖楼”的对照，也由此超出新旧景物的比较，涉及不同世代如何经营家园。两代人都在建设故乡，只是投入的方式与生活期待有所不同。作者既承认眼前变化的价值，又怀念旧日相熟相依的生活，故乡重认便在这种难以消解的矛盾中展开。

（二）代际迁居与家庭归属的分歧

《母亲和母亲的家》写父亲去世之后，兄弟俩商量接母亲到广州或长沙生活。子女愿意承担赡养责任，母亲却首先表明：“你们的家是你们的家，我不去。”她后来曾到长沙，又因生活不习惯、见不到父亲的遗像而想返回东干脚。在子女看来，迁居可以让老人得到照料；对母亲而言，离开旧屋也意味着与自己长期经营的生活分离。亲人希望彼此相伴，却未必能把同一个地方认作家。

母亲对故居的依恋，有着漫长的生活积累。文章先写她务农、持家，才写她在父亲去世后的选择。田间劳作、上山砍柴和操持三餐，构成她与这个家庭最切实的联系。她与父亲也会争执，尤其在家务分担与劳动付出的问题上，并不总是彼此体谅。这些琐碎甚至带着怨气的往事，使夫妻关系保留着日常生活的真实。父亲去世后，旧屋保存着共同度过的岁月，也保存着母亲一生劳作的痕迹。她坚持留在东干脚，所维护的是自己能够辨认、能够继续置身其中的生活。

子女同样有难以摆脱的处境。他们必须忙活各自的生计，无法长期陪伴母亲，最终只能尊重她返回故居的愿望。外出谋生维持着家庭，也使日常相伴变得困难。篇末写道：“母亲在哪里，家在哪里。听起来很美，却是一个美丽的谎言。”这句话带着儿子的自责，也道出了“家”在迁徙中的分化：母亲所依恋的家，系于故居和已经离去的丈夫；子女的生活则逐渐在异地展开，他们对故乡的牵挂，难以转化为持续的共同生活。亲情仍在，维系亲情的日常条件却已改变。故乡因此既是可以返回的地方，也是需要重新理解和安排的家庭关系。地理上的归来，尚不足以恢复过去那个完整的家。

三、迁徙经验的散文留存

（一）道路叙述与生命时间的交叠

《跃过千山》将青年南下与多年后的北返写进同一篇散文。昔日的花县已称花都，广清高速架在房屋上空，沿途景物带出岁月的变化；更显著的是看景者的心境：青年渴望越过群山，中年则在归途中想到父母衰老与自身责任。巴赫金讨论小说的时空体，强调时间与空间在文学叙述中的联系。借用这一思路，可以看到道路在此承担的叙事作用：同一片山岭连接着不同人生阶段，空间距离因生活经历的积累而获得新的分量。“我又一次越过了南岭千山，我的心跃过了何止千山！”由“越过”到“跃过”，地理行程与内心经历在字词的转换中相互呼应。

《乡关》则通过连续追问组织回忆。作者先想到告别弟弟的车站，继而回忆父亲送行的路口，最后将目光移向城乡之间使自己警醒的坟地。地点的转换，伴随着乡关意义的变化：亲人的目送引出依恋，路口标示归家，荒坟又唤起对人生选择的反省。故乡的边界随叙述逐渐清晰，也从地理界限延伸到内心的自我约束。散文在这些空间之间建立联系，使多年往返中积累的感受得到展开。

（二）日常细节与普通生活的留痕

迁徙经验的留存，还依赖于日常场景中人物言行的重现。《乡关》中，父亲借口买农药陪儿子出门，一路无话，到了路口却站在路中央拦车；儿子上车后回望，才发现父亲已转身回村。借口在这一刻被识破，先前的沉默也获得了新的解释。叙述通过行动的前后照应，让少言的父亲显出急切而不善表达的关心。拦车时的冒失还保留着人物特有的脾气，给这份关切添上一层笨拙。读者对亲情的体会，来自跟随儿子逐步认出父亲心意的过程。

《父亲的树》则把劳动习惯写入悼念。父亲曾将炉灰拌入粪肥，用来养育庄稼；他去世后，儿子把柴灰倒在枣树下，望着弯曲的树干，仿佛又看见父亲驼背走来的身影。叙述由处理柴灰的动作转入回忆，树木与亡者的联系也有了具体来由。灶火、肥料和树木保存着父亲经营生活的方式，寄托其上的情感因此具有可以触及的质地。“散文档案”的意义，便落实在对这些动作、物件和生活习惯的记述之中。离乡者回忆故乡时，曾经共同生活的人仍能通过这样的细节被重新辨认；迁徙带来的疏离，也因往日相处的具体呈现而显得格外深切。

（三）抒情概括与经验记录的限度

抒情将零散往事联结起来，也影响着经验的概括。《大地之灯》说灯光“不是指明方向，只是给人一点亮光，不至于绝望”。限定性的表达承认生活的艰难，也保留了人在其中可以获得的微小支撑。《用一片瓦收留绝望》则由个人的返乡愿望，推及“我们这个时代打工人的共同宿命”。感受的涵盖范围在此迅速扩大。“宿命”强化了漂泊者之间的共同感，却也容易使不同的职业经历、家庭关系和返乡选择被同一种情绪覆盖。个人经验的感染力与判断的普遍性之间，仍存在需要辨析的距离。

对这份档案所能呈现的生活范围，还须结合叙述详略加以理解。《跃过千山》的城市劳动多以工种列举和时间压缩呈现，故乡生活则得到较充分的场景展开。这样的安排凸显了回望者的情感重心，也使读者更易感受异地谋生者的内心波动，较难细辨不同劳动处境的差异。作为个人的迁徙记录，作品长于保存离乡与返乡之间的情感变化；当叙述进一步概括一代人的共同经验时，其判断仍需得到具体生活的支持。将这种详略与概括的分寸纳入考察，才能说明散文如何保存时代经验，以及它所留下的空白。

余论：故乡重认与迁徙生活的文学见证

《乡关大地之灯》把乡愁放回了城乡相互联系的生活过程。离乡者以外出劳动参与故乡的建设，又在返乡时承受旧日生活远去的失落；对故乡的重新认识，也因此包含着对自身选择及其结果的反省。村庄的新貌、亲人的离去与家庭成员的迁居，使过去共同生活的家难以复原，而那些具体的生活记忆，仍维系着迁徙者与故乡的联系。

《跃过千山》在感叹“我没有岸”之后，仍以“我在千山两头荡，岭南岭北一样生活！”收束。漂泊的感受与继续生活的意愿并存，使作品保留了面对变化的韧性。作为南方城乡迁徙的一份“散文档案”，这部作品保存着个人的经历，也留下了一个普通劳动者理解自身时代的方式。道路上的往返、亲人之间未尽的话语、劳作留下的物件，使城乡变迁获得了切近个人生命的表达。故乡重认由此成为持续的自我认识：人在回望中理解自己的来路，也在两地生活的责任与牵挂中，继续寻找安顿自身的可能。

（作者王超晖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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