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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岁生日之时一边演讲一边流泪,昨晚的王石都说了什么?


来源:新京报

昨晚,王石在水立方发表演讲《回归未来》,这一天也是王石67岁生日。

原标题:67岁生日之时一边演讲一边流泪,昨晚的王石都说了什么?

昨晚,王石在水立方发表演讲《回归未来》,这一天也是王石67岁生日。

▲2018年1月23日,北京王石在水立方发表演讲《回归未来》,这一天也是王石67岁生日。新京报记者王嘉宁/摄

昨晚,在水立方,登过珠峰、划过赛艇的王石发表了一场名为《回归未来》的演讲。演讲本身像是一次67岁的生日感言,过程之中王石一度泪流满面。

谈创业

是一场生死战,要靠胆识、目标与运气

我是从32岁开始创业的。1983年我来到深圳特发创业,第一笔单子是卖玉米饲料。1983年,是一个万元户都不得了的时代。我一个月能赚十几万,正在我风声水起的时候,我开始聘请了两三个民工,文化程度都没有上过初中,我白天带他们干活,晚上我就当教员给他们上课讲语文,讲数学。我记得很清楚,给他们上完课,光着膀子在记帐,生活创业阶段过的艰苦,但还是很愉快。

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是赚钱赚到三十多万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情叫肥鸡丸事件,鸡饲料有致癌素。养鸡场的小鸡没人要,这样你会发现饲料厂不要饲料,玉米也没人要了,一吨3000块钱的玉米,被我200块钱当鱼饲料卖。我赚的30万赔进去,还净赔40万。我当时谁都没告诉,回到大连将大连、天津、青岛,玉米库存一扫而光,但是我首先讲货到一百天付款。因为他们也积压着库存,想运运不出去,所以就同意了。

我为什么订这些货?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赌,我就赌,你香港人不可能不吃鸡,当你要玉米的时候发现谁都没有,就我有。当然这个逻辑没有错,问题在时间。因为我一百天就要付款的,所以我特别希望这个船被暴风雨打沉,打沉了我有保险。这时候我发现我心底的阴暗面,我担心货到了没人要,所以宁愿希望船沉。

就在这个时候,香港的《大公报》、《信报》给了一条信息,香港要吃鸡了。第一条到的船上载有七千吨玉米,被两个大饲料厂分了。我记得很清楚,船到了村庄里,我要给他们拉到饲料厂里,那时候我记得农村里面很多都是个体户经营绿头车,在大公路上拉材料运土的,我给双倍钱。然后浩浩荡荡带着他们去惠州,把玉米拉到一个学校,浩浩荡荡到了码头,就看着一车一车的拉着玉米,运到饲料厂,一路上一辆车一辆车的烟尘滚滚,我在小山坡看着,看着我的车队那种实现感从未有过。

多年之后回顾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创业家,一无所有的时候,有的是想象力,敢闯、不拘束,当然也有赌博心理,实际上我的成功带有一部分的运气和侥幸。之后你会发现,你做生意基本是参杂着这样一个赌博和冒险,而且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创业是需要承担风险的。创业初期往往遇到“赌博”的成分,你要有胆识,但是企业做大的时候,“赌”就会造成很大的风险。

至于未来,未来能做成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如果做企业一定做成伟大的企业,什么叫伟大的企业?首先你是企业,企业要有产品,品牌、标准、信誉度,但这都够不成伟大。所谓的伟大,我想是指企业在社会上的价值已经超越了他作为一个公司,生产产品、生产服务的范围,他的文化已经在整个社会有正向的推动力。你比如说苹果的智能手机,成就了这个企业的伟大。

谈公益

不是施与受,而是平等的关注与互相的给予

2003年,我被朋友带着去参观一位德国女士开的盲童学校。我想,可能是让我去捐钱吧,心里带着一丝丝“给予者”的优越感。孩子们唱歌欢迎我们的到来。领唱的男孩来自拉萨,叫久美,他纯真、激情而富有表现力的嗓音令人联想到意大利盲人歌手安德烈·波切利。

在之后的交谈中,久美抓住我的手不放。他用手把我的脸从上到下细细摸过一遍,笑着说,“叔叔,您是个好人!”那个刹那,我心里打了一个激灵。一个世人眼中身有残缺的孩子,却是那么的自信,对世界的看法是那么的美好、积极。他扬起的笑脸给予我许多能量。让我一下子从自以为是的捐赠者的心态上降了下来。所谓慈善、公益,也不仅仅施与受的关系,不仅仅是给钱给物,更是平等的关注和互相的给予。

▲2018年1月23日,北京王石在生日当天于水立方演讲。新京报记者王嘉宁/摄

2004年,我们启程去北极的时候,北京大学生物系的潘文石来首都机场送行。潘教授是我国自然保护事业的先驱,大熊猫研究的大腕,常年扎根野外做调查、搞研究。在机场,潘教授交给我两样东西,一个是北大崇左生物多样性保护基地的旗帜,希望我带到极点去。此外还有一封信,信的大意:他非常佩服探险的英雄行为,他觉得探险是对大自然的尊重,与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等精神是一致的,他衷心祝愿我们成功。

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教授所说的这种精神。作为一个户外活动爱好者,我肯定不会有意破坏环境,但是我仅仅把户外探险活动当作张扬自己个性的行为,从没想过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正面的指向。我是个明白人,能读懂老教授的言外之意: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高尚的行为带动整个社会!

“我也可以变得更高尚一些!”从此,我再也不能为了张扬而张扬,应该尝试把自己的户外探险活动与公益活动结合起来。“探险有极,公益无限”,在接下来的探险活动中,我都尽量赋予其一个公益主题,南极,为拯救白头叶猴进行募捐;珠峰,零垃圾登顶等等……

如果说潘教授的信让我意识到自己可以做更多环保的事儿,参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则让我受益良多。阿拉善是企业家发起的环保组织,现在国内环保领域很有影响力。2004年6月,我受到首创公司董事长刘晓光邀请,前往内蒙古阿拉善月亮湖参加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大会。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的参与是很被动的,但是参与之后,发现这么多天南海北的企业家聚到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治理沙尘暴,那么热烈的讨论,那么的富有激情。虽然有地域、文化、性格的差异,但大家的目标都是一致的。

可以说,我在阿拉善是个受益者。我在这里学会了妥协,学会了包容。那么多企业家,都是老板,谁做谁的主?开会得有规则,决策要讲民主,在这里,我们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实现程序民主。还有,为了让事情进展下去,有时候必须要把分歧放在一边,不妥协事情就进展不下去。

站在这个节点上往前看,我希望自己的第三个三十年,能把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公益环保事业上。

谈“放下”

要闯三道关,理由、条件与创造新天地

1998年万科成为中国上市公司当中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但也就是那一年我决定辞去总经理职务。为什么呢?因为对我来说最大的成就不是将万科做成了最大的房地产公司,而是将它打造成第一批的股份公司。我在整个过程当中因为担任了这样的角色,成为全国的知名人士,也可以说是人生进入了一个高峰。

但是我决定辞职,并不是从万科退休,而是为了一个现代企业的健康发展。这样的发展不应该让我在这个舞台上占用更多资源。我觉得,一个现在企业的建立更多的来讲是制度的建立。需要的是团队,是品牌,而不是个人的魅力。我现在个人影响力大,看起来是对万科有好处,但反过来讲,也可能会造成杀伤力。我说我给万科带来什么:

第一,选择了行业多元化,选择了房地产。

第二,建立一个制度,建立企业制度。

第三,建立了这样一个团队。

第四,是品牌。

我记得宣布这个决定的那天,一切都非常平静,我睡觉非常平稳,第二天早晨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同平常一样地来到公司,当然原来的办公室变得感觉不再一样了。我说人呢?照正常来讲,很多有关的业务经理什么的向我汇报,让我签字,可是冷冷清清。有点虎落平川的感觉。

这是一个终极问题:对许多企业家来说,不是企业离不开你,而是你离不开企业——因为你没有了自我,没有了存在感和价值感。其实,对每个企业家来说,放下都是早晚和必然的事情。人的生命包括职业生命都是有限的,最终你要放下,但这是被动的。主动放下,才是对你的考验。很多企业家说我们也学习“放下”,不是我不想放下,是公司离不开我的,离开一个礼拜就天下大乱了。这方面我是有体会的。如何改变你的路径,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相信我做到了。

我相信很多现在选择在行业当中,比万科要优秀得多,因为我们走了一条弯路,多元化,最后才走专业化,但是很多公司一开始做的就是对的,但是制度建设上,团队培养上,品牌树立上万科都是成功的。我的放手不是对万科的现状满足了,而是因为我有一个理想,我想他做到伟大,想要创造一种文化,超越公司本身的行业影响,给社会带来一个正面作用。

谈哈佛游学

英语烂,但语言对企业家很重要

我的语言表达实际上是我很大的弱点。中文表达其实都很羞涩,更别提英文了。但是我现在又经常需要我尽可能地在国际舞台说英语,我的团队就经常胆战心惊的,每次我一讲完,他们马上就来疯狂的“表扬”我:“老板,王总,卧槽!你英文太棒了。” 我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讲英文,我当然不行,2011年我义无反顾地去哈佛,最难的也是攻克语言关。我脱稿说,简直就是玩儿心跳。

▲2016年1月,王石在《最强大脑》节目录制现场

但我们又不得不去攻克语言关。因为语言在这个全球化过程中对我们中国企业家阶层非常重要。像张朝阳、李开复,对他们这种海归来讲语言不是问题。但是对我们这种本土成长起来的“土鳖”来讲,我们怎么来过这一关?

我们本土培育了很多优秀企业家,但是如何往下发展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国际交流。我们在达沃斯、在一些会议上,会发现在世界华人企业家里,香港、新加坡、台湾企业家和国外在一起交流如鱼得水,而大陆企业家自成一体。你出去是为了交流,但是限于语言的障碍没有交流在一起。所以我就要和我的短板较劲,我就是要过这语言关。当然语言是一个工具,通过这样的学习,你突然这种学习给你开了一个天窗。你到国外才知道中国的文化需要很多很多去了解。

当然我的经历使得我对中国文化并非那么接受,但是真正到了国外才发现,我本人是无法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到了哈佛才感受到,你不仅仅要系统了解西方文化,还要更系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样才知道哪些是我们应该保留的,哪些应该是批判吸收的,而哪些应该是结合的。真正到了哈佛之后,才真正开了窗户,不仅对西方的了解,再一个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这个收获非常大。这是我为什么要去哈佛的原因。

面对未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我们这个民族,首先要站在对我们文化的了解,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去人类文明的源头去拥抱未来。

[责任编辑:马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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