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图书馆展出馆藏张元济文献

原标题：读图｜上海图书馆展出馆藏张元济文献

1912年至1926年的《张元济日记》、张元济致盛宣怀的40封书信和4篇文稿、张元济在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档案......在张元济诞辰150周年之际，上百份有关这位中国近现代出版大家的珍贵文献公之于众，不少文献还属首次展示。

10月30日，由上海图书馆主办的“菊香书林——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精品展”在上图第一展厅开幕。本次馆藏文献集中展示张元济先生译书、印书、藏书、著书以及社会交往五个方面的第一手文献。张元济先生之孙张人凤与专家学者一百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上海图书馆（下文简称“上图”）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张元济与上图有着深厚渊源。1937年上海沦陷后，张元济、叶景葵等人鉴于战乱与私人藏书流离共同创办了合众图书馆，张元济本人向合众图书馆提供了大量个人藏品。这批珍贵的藏书经合众图书馆到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收藏，1958年后成为上海图书馆古籍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来源于合众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旧藏外，上图还藏有建国后张元济及其后人的捐赠，以及本馆尺牍、近代名人档案、文化名人手稿等专藏文献。

比如上图工作人员在馆藏盛宣怀档案中发现了张元济致盛宣怀的40封书信和4篇文稿。其中《南洋公学译书院己亥年总报告册》中所述张元济任职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职务是“总校兼代办院事”，厘清了以往人们所说的“院长”、“主事”之误，对研究张元济先生生平具有重要价值。

1899年，李鸿章的幕僚于式枚，借张元济的名条写了封信，转达了李鸿章希望盛宣怀为张元济谋职的愿望。当年三月，盛宣怀通过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聘张元济为译书院总校兼代办院事。

南洋公学译书院已亥年总报告册部分（1899）

张元济与多位文化名人的往来信札原件也是此次展览的亮点之一。比如四角号码发明者、时任商务印书馆的总经理王云五于1929年致张元济的信函。

在信中王云五向董事长张元济回报有关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八大问题：教科书生意问题、整理旧书问题、割裱影印旧书办法、百科全书校改人手问题、《辞源》增补发排问题等。

从此信函里我们可以看到商务顶层把教科书生意列为第一，并“拟编学生《国学丛书》一百种”，还讨论了商务办的英文函授学校等与教育相关事谊。

王云五致张元济函部分（1929.8.19）

又比如张元济写给时任东南大学校长、原商务印书馆职员蒋维乔的信。

张元济对蒋维乔主持编辑的《四部丛刊》很为重视，所以密切关注着同行中华书局出版的《四部备要》。

此信就是张元济与蒋维乔就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与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的异同展开交流：“中华所出《四部备要》乃有清《十三经注疏》之名，经义一门以《经义考》、《经义述闻》、《春秋繁露》三种并列。纪事本末仅有《圣武记》一种，金元人集仅有元遗山、袁清客、虞道园三家及杨铁崖乐府。明人集仅有宋文宪、高青邱，方正学、归震川四家。就此数端观之，其声价各何？可以想见。《四部丛刊》虽不敢谓悉臻妥协，然断不至如此胆大妄为也。”

张元济致蒋维乔函（1926.9.12）

张元济致蒋维乔函（1926.9.12）

从信札可见，张元济对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投入了巨大的热情。上图还藏有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任职期间为处理馆务做的工作日记。现存馆务日记时间范围1912年至1926年，共35本，每本60页。

日记本为商务自制的表格形式，除标注月日星期和发信收信外,相关内容可以分别填入“关于编译事件” 、“总公司事” 、“用人” 、“关于印刷事件” 、“应酬”等栏目，使人看来一目了然。

张元济日记（1916年7月27日，星期四）

由于工作关系，张元济接触到不少文化名人，这些在日记中也有简短记载。如1916年7月27日，“用人”栏所记“伯恒来信，卢鉴泉荐沈德鸿，复以试办，月薪二十四元，无寄宿。试办后彼此允洽，再设法。” 这里提到的沈德鸿即后来文学大家茅盾，这条记载反映了茅盾进入商务印书馆的具体细节。这些信息与茅盾回忆录完全吻合。

据悉，为配合本次展览，上图从2016年起策划馆藏“张氏文献”的整理出版，计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文献及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先生九十岁生日纪念册》线装三册、《涵芬楼烬余书录》线装十册、《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线装六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涉园图咏》长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古籍题跋真迹》图录、《上海图书馆藏张元济往来信札》十卷在展览期间首发，此外大型古籍丛书《涉园藏古籍稿钞本》《槜李文系》也即将问世。

10月31日，由上海图书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商务印书馆联合主办的“张元济与中华古籍保护学术研讨会”也于上图举行。（记者 罗昕 实习生 鞠文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