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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被放大的恐惧,促成了豆瓣的生死存亡之争


来源:凤凰文化

导语:这两天,从不沉寂的豆瓣更加喧嚣了。2016年12月27日,《中国电影报》发表文章《豆瓣电影评分,面临信用危机》,作者郝杰梅。(郝文)  正在全国上映的贺岁档3部国产影片《长城》《摆渡人》《铁道飞虎》,都正面临巨大的舆论风波。

导语:这两天,从不沉寂的豆瓣更加喧嚣了。12月27日,《中国电影报》发表文章《豆瓣电影评分,面临信用危机》,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文章《豆瓣、猫眼电影评分面临信用危机恶评伤害电影产业》,矛头直指豆瓣、猫眼对《长城》《摆渡人》《铁道飞虎》打出的低分差评。接着传出豆瓣和猫眼被电影局约谈、猫眼关闭专业评分的新闻。随后,网络上掀起一阵保卫豆瓣的舆论热潮,并将话题延伸到批评自由与言论管控的领域。尽管很快《人民日报》评论公号发表了《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肚量》的文章,电影局局长也在朋友圈辟谣未与豆瓣有过任何接触,然而这场论争依然暴露出了当今中国社会的某些问题,值得思索。评论人羽戈认为,公众被放大的恐惧,促成了这场略有错位的纷争,而恐惧的前提,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迷信。公众不仅是恐惧的结果,还是恐惧的源头,相比基于压迫的恐惧,基于想象的恐惧,更能摧残人心。同时,权力对商业与文化的干涉,不是取决于后者的弹性,而是取决于前者的属性,处于泛政治化的环境中,一直以远离政治为生存策略的豆瓣终究无法完全逃脱政治。

“豆瓣,挺住”“必须保卫豆瓣”的源头,却是一团乱麻。

2016年12月27日,《中国电影报》发表文章《豆瓣电影评分,面临信用危机》,作者郝杰梅。当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文章《豆瓣、猫眼电影评分面临信用危机恶评伤害电影产业》,作者曾凯。从内容上看,曾文疑似郝文的节选,略有改动。以二文开头为例:

正在全国上映的贺岁档三部主打影片《长城》《摆渡人》《铁道飞虎》,都在遭遇巨大的舆论风波。先是《长城》上映后,微博大号“亵渎电影”践踏评论底线,发布“张艺谋已死”进行恶意人身攻击,引发口诛笔伐;后有豆瓣为《摆渡人》恶意刷一星事件,再次掀起轩然大波。

实话实说,这三部电影确实没有获得压倒性的好评,或者说与广大观众的热切期待还有着一定的差距。本来,作为文化创意产品,所有进入市场的影片都是有风险的。创作者就是要通过电影产品在市场上的检验和在观众中的口碑,来不断调整接下来的创作,由此形成不断向好的良性循环。但是个别大V、公众号为博眼球、圈粉丝、流量变现等目的,发布恶意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大大破坏了所有电影从业者的生态环境。(郝文)

正在全国上映的贺岁档3部国产影片《长城》《摆渡人》《铁道飞虎》,都正面临巨大的舆论风波。先是《长城》上映后,微博大号“亵渎电影”践踏评论底线,发布“张艺谋已死”进行恶意人身攻击,引发口诛笔伐;后有豆瓣为《摆渡人》恶意刷一星事件,再次掀起轩然大波。虽然这些影片确实在艺术质量上尚存缺陷,但不可忽视的是,个别大V、公众号为博眼球、圈粉丝、流量变现等目的,发布恶意的、不负责任的言论,严重破坏了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曾文)

这两篇文章,显然不是一些媒体所声称的转载关系。按规矩,转载作品,经作者同意,可删改内容,可重拟标题,不过必须保留作者姓名,并标示出处,假如无法做到最后两点,则不可视之为转载。至于郝文与曾文到底是什么关系,二者何以撞车,我无意深究,这里只需明确:对读者而言,判定曾文代表了《人民日报》的论调,豆瓣遭遇政治批判和威胁,完全合乎逻辑。

翌日,豆瓣反击。豆瓣CEO阿北撰文《豆瓣电影评分八问》,尚且局限于技术层面;公众力挺豆瓣的声音,则把这场冲突定性为政治问题。与此相应,诸如“人民日报点名批评豆瓣”“豆瓣、猫眼已因评分过低被电影局约谈”等传闻,占据了朋友圈半壁江山(另一半则属雷洋案)。当晚,电影局局长张宏森在朋友圈辟谣,称电影局并未与豆瓣有过任何接触,并指出“创作和批评是电影的一体两面……试图拒绝批评,那不是真正的电影人;而批评脱离事实,批评的作用则难以生效”,对涉事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人民日报》评论公号发表文章《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肚量》,作者张凡,文章摘要称“承认观众有‘用脚投票’的权利,也就要承认观众有‘打星评级’的权利,这都是一种选择”,其立论明显不同于人民日报客户端,对于二者的冲突,评论公号表示唯有它们才能代表《人民日报》。至此,有些人长出了一口气。

这大抵便是此次纷争的来龙去脉。事后来看,其中的确有些误会。然而恰恰是误会,比起那些确凿的事实,更加耐人寻味。譬如郝文与曾文撞车,只怕背后大有玄机;再如,判定曾文代表了《人民日报》,进而代表了国家意志,由此激起的恐慌与抗争,虽因剧情反转而迅速消弭,却充分呈现了公众的政治观与政治心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观与政治心理呢?从其对《人民日报》的态度和情感可见一斑。话说吾国有一门学问,即擅长从会议报告、领导讲话、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等媒介的只言片语、字里行间,发掘权力者的微言大义,其中一个标点符号的错位,都可能暗藏一场山呼海啸的政治斗争,一次皱眉或一声咳嗽,都可能引发一轮震天动地的政治雷霆。如此大学问,不知该归之于新闻学呢,还是政治学?无论如何,其结果已经注定:一面是媒介的神圣化,一面是权力的神秘化。

在权力神秘化的背景之下,媒介神圣化,迎来的不是敬重,而是恐惧与恐慌。譬如这次对豆瓣评分机制的质疑,如果人民日报客户端不曾介入,单单由《中国电影报》刊文批判,还能导致群情鼎沸、举国热议么?对此,熊培云先生归结为“《人民日报》恐惧症”。

恐惧的前提,则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迷信。如果压根不拿它们当回事,便不会入心,遑论恐惧。这就要说到公众的政治心理。我们对于权力,从未摆正态度,有时哪怕批评,本质则是迎合,有时哪怕鄙弃,本质则是膜拜。基于此,恐惧症便有些自我制造——或者说庸人自扰——的成分。公众不仅是恐惧的结果,还是恐惧的源头。确切说来,恐惧症的生成,不仅需要权力施压,还需要公众想象,后者所发挥的力量,未必会弱于前者。相比基于压迫的恐惧,基于想象的恐惧,更能摧残人心,正如相比来自他者的恐惧,自我建构的恐惧,更为根深蒂固。明白了这一点,便可理解,为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要说:“我们唯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还得注意一点,若换作月朗风清的天气,春暖花开的时节,像人民日报客户端这般批评豆瓣,社会效应还能如此激烈吗?可为佐证的是,去年夏天罗天昊撰文《别让李嘉诚跑了》,倘若不是发生在经济下行、人心浮动的情境之下,只怕难以风靡一时,甚至新华社旗下的瞭望智库未必会转载,罗天昊的自发行为,更无从与国家意志挂钩。

说回正题。我完全同意熊培云的结论:与其说是批判文章的内容与发表文章的媒介,不如说是公众被放大的恐惧,促成了这场略有错位的纷争。“害怕《人民日报》是一种病。有时候也别怪《人民日报》包括中央电视台太把自己当回事,因为我们的社会仍旧习惯恐惧,并且太不把自己当回事。如果你真想改变这个国家,希望它朝着宽阔而开放的路上走,就请遵从你内心的是非,从你不再在意那些让你恐惧的事物开始。”

再说豆瓣。虽然成功摆脱了受害者的窘境,这场纷争,于它却是一记残酷的警钟。自诞生以来,豆瓣一直以远离政治为生存策略,对政治避之唯恐不及。然而,它终究生在了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度,权力对商业与文化的干涉,不是取决于后者的弹性,而是取决于前者的属性。说到底,无论豆瓣怎么回避政治,最终依然无法完全逃脱。与豆瓣危机几乎同时落幕的雷洋案,不啻是最好的证明。

羽戈,皖北人,伪独立学者、不自由撰稿人,著有《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鹅城人物志》、《酒罢问君三语》等。

[责任编辑:赵胜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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